公安部官员：暴利致拐卖儿童屡打不绝思维导图

陈士渠 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

新京报：这一年多来，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成效如何？

陈士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成因复杂，是个社会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打拐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新京报：按照你掌握的情况，我国妇女儿童拐卖的多发区在哪里？

陈士渠：这里面比较复杂。拐卖分为几类，拐卖妇女分为卖为人妻和强迫卖淫。卖为人妻通常是农村地区，有的大龄男子找对象比较困难，花钱买媳妇。拐卖妇女强迫卖淫的案件，地域特点不明显。

对于拐卖儿童来讲，受传宗接代、儿女双全等传统思想影响大的地方，容易形成买方市场。对于组织儿童乞讨和强迫违法犯罪的，一般是在城市。

新京报：拐卖儿童主要是收养还是乞讨？

陈士渠：主要是被非法收养，少部分被组织乞讨。街头流浪乞讨儿童来源复杂，有拐来的孩子，有从农村骗来的孩子，到农村跟父母说把孩子带走教学手艺，实际上是用来乞讨。

还有一部分是带自己的孩子乞讨。组织、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无论哪种情况，公安机关均会依法处置，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新京报：看到一个数据，拐卖妇女儿童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暴利的犯罪之一。

陈士渠：是的。据联合国统计，2008年，全世界约260万人被拐卖，形势严峻。

新京报：据说，拐卖犯罪在有的地方已成为一条龙的产业链？

新京报：一般拐一个孩子能挣多少钱？

陈士渠：各地价格有差异。在拐入地，通常一个男孩四五万元，一个女孩两三万元。

新京报：成本很低？

陈士渠：对，拐卖儿童犯罪屡打不绝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犯罪分子能够获得暴利。特别是拐骗来的孩子，基本上没有成本。

新京报：通过盗窃、抢夺等方式拐卖儿童，这对家长来说是不是防不胜防？

陈士渠：主要犯罪手段是拐骗，盗窃、抢夺等方式的发案不多，但是一旦发案容易引起群众恐慌，危害严重。对家长来说，更多的是要照看好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流动和留守儿童是拐卖犯罪侵害的高危人群。

新京报：针对拐卖妇女强迫卖淫，我们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陈士渠：既打击人贩子，也打击色情场所的经营者。同时，要通过宣传，增强女青年防拐意识，比如不要轻易与网友见面，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不要轻信他人的高薪引诱。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也出现了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现象，对于这样的父母，该如何处罚？

陈士渠：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新京报：贩婴是我们打击的重点？

陈士渠：对。人贩子在贩婴过程中，为了阻止小孩哭闹，常常给孩子灌安眠药。刚生下来的孩子体弱多病，一旦孩子生病，人贩子很少会带孩子到医院看病，往往危及孩子生命。对这类犯罪团伙，要依法严惩。

新京报：对于买方市场呢？

陈士渠：要打击。《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规定，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收买，具有相关规定情形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新京报：但是彻底铲除买方市场并不容易？

陈士渠：是的。比如，我们想彻底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就需要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

新京报：一般怎么找到失踪被拐儿童？

陈士渠：一是侦查的办法，抓到人贩子顺着线追，最后追到买主家。如果侦查断线了，没法查下去，就只能靠摸排来历不明儿童采血比对，找到亲生父母。第三种方式是公布已解救被拐儿童照片等信息，供群众辨认。

新京报：DNA信息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陈士渠：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是一个新的举措。公安机关接到失踪、被拐儿童父母报警之后，就要采集血样检测DNA入库。各地摸排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也要采血入库。这个库能够自动比对，比中之后就能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这就解决了儿童被拐多年后无法识别、确认的难题。

新京报：通过这个信息库，多少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

陈士渠：截至11月11日，已经比中了876个。

新京报：那些找不到父母的孩子呢，去向是怎么样的？

陈士渠：有一些由民政部门的福利院临时安置。有一些在买主家寄养。孩子是被害人，是无辜的，要考虑到他的利益。对孩子来讲，有个家庭养着，比在福利院要好。

新京报：也有家长认为，这样客观上助长了拐卖儿童？

陈士渠：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打拐工作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既考虑失踪儿童家长的利益，也要考虑儿童的利益。

新京报：相对于被收养的孩子，被迫乞讨的孩子的人生会更悲惨，有没有什么新的举措？

新京报：你从2007年开始从事打拐工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士渠：打击拐卖犯罪，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常抓不懈。家里丢了财物，可能不是太大的伤害。但如果丢了个人，亲属都难以承受。预防重于打击，最好是不发案。我们现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宣传，提高群众的防拐意识。

新京报：你在打拐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事情？

陈士渠：我曾经带队到福建山村去解救一个被拐儿童。孩子是两岁的时候被拐去的，已经养了三年。

解救孩子时，买主全家都哭，孩子哭得最厉害，他的养母和奶奶都休克了。他亲生父母更痛苦，孩子被拐三年了，一直在找，家中一贫如洗。

新京报：看到这种情形，什么感觉？

陈士渠：拐卖犯罪危害严重，应当严厉打击。孩子很可怜，三年前被拐很痛苦，之后又要被带到陌生的环境里成长，对他又是一种考验。

新京报：很多家长丢失了孩子之后，整个生活都破碎了，对这些家长，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缓解？

陈士渠：一是通过侦查破案，帮助他们把孩子找到。二是强化来历不明儿童摸排工作，充实全国打拐DNA信息库。通过这两种方式，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被找到。

新京报：现在对于打拐来说，警力是不是面临着不足？

陈士渠：专项行动期间，各地都高度重视，有专项行动办公室，这期间的警力能够满足侦查破案的需要。但是长期来讲，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队伍来从事这项工作。

新京报：目前打拐的专业人员有多少？

陈士渠：公安部在刑事侦查局设立了打拐办。有的地方有打拐科，没有打拐科的放在重案队。东莞和成都等地有打拐大队。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有多少专业的打拐人员？

陈士渠：两三千人。

新京报：经费会是一个问题？

陈士渠：拐卖犯罪往往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团伙犯罪多，客观上导致花钱很多。

广西有一个5·19专案，解救了33名被拐儿童，其中有20个找到了亲生父母。这些孩子都是3到7岁被拐的，都是男孩。这个案子仅广西公安厅就投入经费130万元。普通的拐卖案件也要花费几万元，人数稍多就会需要几十万元。

新京报：现在经费都由谁来承担？

陈士渠：由公安机关承担。对于拐卖犯罪比较多发，财政收入又不高的地方，公安机关就有压力。

□本报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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