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被亲父失手打死引发儿童权益保护话题思维导图

张x强，初中文化，一家三口及亲戚租住在通州永顺镇焦王庄村。尽管女儿只有3岁，但张x强平时教育的方法就是打骂。他甚至“用针扎，用牙咬”，张x强的房东证实说，曾亲眼看见“小月胳膊上有针眼和牙印”。

张x强当场对打死孩子的事实供认不讳。法院认为，张x强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他在事发后积极抢救小月及案件其他具体情节，法院酌情从轻作出了上述处罚。

把孩子当“私产”是悲剧根源

——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不但是血缘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

“通过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私产，任意打骂甚至剥夺其生命的传统观念在国人头脑中仍然是根深蒂固，”佟丽华说，“如果孩子的独立人格在法律层面、在司法系统都得不到保证，那还有哪个地方能保障儿童的权益呢?”

佟丽华说，这种恶性案件发生以后，社会才给以关注，于是人们愤慨、声讨、严厉处罚、同情。但事件过后还是无法避免类似的恶性案件发生，人们也没有从那种带有野蛮与血腥的恶性案件中思考出预防类似问题发生的制度。

佟丽华表示，子女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不但是血缘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父母对待子女的行为应该置于有效的法律监督之下。

被父母虐待的孩子最无助

——侵权人就是监护人，不可能为受虐待儿童寻求帮助。

佟丽华认为，孩子被自己的父母伤害是最无助的，因为，别人的孩子受伤害，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他的监护人还可以继续上诉，可自己的孩子在判决后尽管可能并不公正，但也是很难再继续上诉。

“我们无法回避的法律障碍是，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监护人是法定代理人，而法定代理人有权代理未成年人对外进行诉讼。而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涉及儿童权利的案件，侵权人就是父母，就是监护人，像被打死的小月这样，那么我们又怎么奢求虐待子女的父母能够代理被虐待的未成年子女去起诉自己呢?所以我呼吁，正如《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的那样，‘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为此目的，儿童特别应有机会在影响到儿童的任何司法和行政诉讼中，以符合国家法律的诉讼规则的方式，直接或通过代表或适当机构陈述意见。’我们应该在所有的立法中，明确不但未成年人本人有权提起涉及他们权利的诉讼，而且在未成年人与监护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未成年人亲属、所在地居(村)委会、民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或其他政府主管部门都有权代表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起诉其父母。”

目前只能依靠法律与社会救助

——国内尚无专门针对受虐儿童的救助;建立儿童庇护中心尚需时日。

根据法律，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法院可另行确定监护人。但剥夺了父母的监护权后，这些孩子的归处又在哪里?

现实摆在眼前，受虐儿童在逃出家门后，往往又不得不满怀恐惧地再次回家。广州市妇联权益部部长李次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内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组织拥有专门的场所、资金主动提供对受虐儿童(特别是受到其监护人的虐待)的救助，“我们欣慰社会上有那么多的好心人，但这不是受虐儿童的久留之地”。

律师陈秋鹏说，现在，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可以振振有辞地拒绝老师的体罚，但极少有孩子能面对父母的暴力为自己的权益呐喊。血浓于水，但孩子是一个有生命、尊严的独立个体，不是父母的财产，子女与父母平等，父母无权虐待孩子。“没有外力，孩子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做了20多年的妇儿维权的林琦律师感触良多，“孩子自救、自我保护能力差，几乎所有的父母虐待子女的案例，都是‘外人’发现的”。当暴力挣脱亲情的束缚，监护人成了施暴者，而社会道德约束乏力时，惟一可依靠的就是健全的监护体系———法律与社会救助。

国外先进经验值得借鉴

——应及时剥夺虐待子女的家长监护权，终止其家长权利。

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佟丽华讲述了国外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部分情况：纽约市与北京市的未成年人数量差不多，都是180万左右，但是纽约的儿童福利局有300多处房产，可收留救助大量的未成年人。福利局有正式工作人员6000多人，非正式雇员有8000多人。

在美国各州，政府有专门的机构接受举报，一旦查实，轻则训诫、罚款，重则剥夺监护权、追究刑事责任。孩子则会被安排到亲属家，或符合条件的其他人家，或社会寄养机构。

佟丽华说，对于张x强这种虐待子女的家长，应该及时剥夺其监护权，终止其家长权利，这样就可避免后来的悲剧。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受种种因素影响，有关部门也不愿意接收被亲人虐待的孩子。

父母监护权是否应被剥夺，其衡量的惟一标准是儿童的最大利益。佟丽华指出，依此标准，以下情况可以剥夺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而由国家监护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父母不尽监护职责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父母不履行教育、管理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养成严重不良行为或者触犯刑律;父母不尽照顾、监督职责导致未成年人经常受到伤害等;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达到某种严重程度;父母有严重不良行为影响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如父母经常打骂老人、父母吸毒、父母合伙盗窃等;父母都被处以刑罚;父母有严重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传染性疾病;父母离婚时都不同意抚养孩子。

[1]《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