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亿苇：没有惩罚性赔偿，肯定没有食品安全思维导图

果真没有什么办法吗？问题在于一些理念。有人总是怀有样一个信念：我们不搞西方的那一套。可偏偏西方的那一套中的一些办法就是行之有效的，也是人类现代文明得到充分验证的。比如惩罚性赔偿，就是其中一例。

惩罚性赔偿又叫做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就是法庭裁决的赔偿额远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中国人常说应让造假制假者倾家荡产，惩罚性赔偿就是这么干的。1763年，英国法官Lord Camden在HuckleV·money一案中的判决中首次采用惩罚性赔偿的理念。害人者除了赔偿受害者的正常损失外，还要加上可观的额外赔偿。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可以对社会起到警示的作用。美国人也觉得这个惩罚性赔偿办法好使，就引进过来。1784年，在Genay V·Norris一案中，法官首次做了惩罚性赔偿的裁决。此后，惩罚性赔偿在欧美渐成一基本的法律制度，再加上精神赔偿，对完善法治社会起到很大作用。

欧美一般厂商何不敢有意制作假冒伪劣商品，就因为惩罚性赔偿太厉害。不只如此，现在，就是中国人认为的无心之失，在欧美却被看着不可原谅，同样要课以惩罚性赔偿加精神赔偿。在美国，一个普通民众控告烟草公司没有尽告之义务，导致吸引危害健康。法官在一些案子判决的赔偿数字竟达上亿美元。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出点安全小事故，这家公司一旦被人控告，往往都会判罚一个很大的金额。就是明摆着要生产厂商对产品安全一百个小心。

对比国内，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个被曝光的有严重产品安全责任的厂商真正被罚得立刻破产。就是国人极度义愤的2008年三聚氢胺案中，原三鹿集团给受害者的赔偿是有限的，这家企业也只是被法院勒令破产而不是真正倾家荡产。后来，该企业资产被其他企业收购。而当时，同样涉三聚氢胺的乳制品企业，受到的处罚是轻微。尽管2008年三聚氢胺事件闹得那么大，此后，竟然还有三聚氢胺及类似事件在中华大地的乳制品业屡屡发生。就因为处罚太照顾这些生产厂商了。一些人竟然把当时应当销毁的三聚氢胺藏起来，待“风声”过后，又拿出来销售。中国乳制品的整体信誉，也因此至今未能恢复。中产阶级及富有社会族群现在只买洋奶粉，这可乐坏了国外乳制品生产厂商。

其实，在中国社会，惩罚性赔偿有着传统商业文化基础。一些厂商在推销，经常挂出的牌子是“假一赔十”，甚至还有“假一赔百”的。我们的消法规定只是“假一赔二”，这既不能对造假售假形成实质性威慑，也对我国传统商业文化很不尊重。何况，这部消法真落实也困难重重。一方面，赔偿数不够吸引普通受害者，一方面，司法系统没有惩罚性赔偿的理念，好多人反而把“知假买假”换取索赔当作国罪过。

惩罚性赔偿自然会略微增加一些社会诉讼成本，但这点花费相对于食品和其他产品安全，相对于千千万万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那是微不足道的。

对受害人来说，由于预期的惩罚性赔偿金额有吸引力，他们就会为一起伤害事件格外认真，若判决明显达不到愿望，他们会极度不满。那很有可能因此引起社会过激行为。这就只能迫使中国依法办事，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这也是惩罚性赔偿的妙处所在。在我国，很多小额伤害诉讼，受害者得到赔偿荒唐的仅几元钱，而投入的精力和诉讼费用却很高，官司赢了反而赔钱。这样，民众只能尽量避免惹上官非。民众不敢打官司，没有诉讼的积极性，中国一万年也别想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不是靠说的，而是要有一些有效的制度让民众积极参与。中国人敢打官司了，民众就自然而然知法、理解法，从而提高他们的法治素质。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很多疑难问题，届时就应声消解了。

惩罚性赔偿就是这样一个西方人发明出来的好办法。

好的东西，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都是值得借鉴的。西方的技术我们一心要学习，至今仍为美欧对先进武器和可用于军工的技术禁运非常生气，可西方制度中一些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好办法，一些人总是生硬地拒绝。你拒绝也可以，那就拿出比西方更好的举措。事实证明，他们又拿不出来。不然，类似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怎么会不断恶化？一个人掉在在水里，眼看就要淹死了。但是，他痛恨蓝色。刚好一艘蓝色的船经过。他大叫不要蓝色。之后，他就沉入水底。这个世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