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律师函是否容易产生名誉权侵权纠纷思维导图

首先，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而非律师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律师行为系职务行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在委托权限范围内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律师函发生名誉权侵害行为的，则由委托人对外承担相应责任。

其次，若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如委托人要求律师发送的律师函有侵犯他人名誉权的内容，律师明知而仍制作并发送律师函，或者律师制作带有侵犯他人名誉权内容的律师函，委托人审阅理解无误后未表示反对，并由律师发送给相关对象，一旦造成相关损害，则应由委托人及律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责任。

再次，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律师因其专业性，持有的委托书往往明确载明授权范围，实践中委托书多适用固定模板格式，故较少出现授权不明的情况。

一是看内容是否具有违法性。律师函发送应持谨慎态度，特别是警示类律师函，发送对象为纠纷相对方的主要客户，因法律判断力较弱或出于商业谨慎考虑，受律师函影响较大，易发生减少或终止合作等情形，故发函方应负较高注意义务。律师函的事实概述应确保充分披露、基本真实，法律意见则不存在侮辱、诽谤等以致贬损名誉之处。

首先，关于事实概述部分，律师受客户委托根据其意志制作律师函，往往根据单方所掌握的信息，站在对委托人有利的立场阐述事实并发表意见，因为律师函的最大作用在于以最直接和最快捷的方式警醒发送对象，实现对委托人救济的及时性。若双方纠纷最后有所定论（如经生效判决认定），则可回审律师函内容是否真实合法；但若未有定论，相对方势必认为律师函“不属实”。在前一纠纷引发后续名誉权纠纷的情况下，如双方当事人因著作权纠纷而引发名誉权纠纷，对于不同性质的两案，法官并不会在名誉权案件的审理中对前述纠纷作出判断及处理。在此情况下，如苛求律师函事实概述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显然不符律师函本身的性质及功能，亦给司法认定带来困惑。对此，笔者认为，事实概述部分应结合发送的主观目的、内容的表述是否存在侮辱、诋毁等方面综合考量。律师函发送的目的在于维护合法权益、减少损失扩大，内容有依据、表述客观理性，即便其选择对被告有利的事项予以陈述，也不足以认定内容违法。

其次，关于法律意见，由于法律意见往往建立在事实概述基础上，如事实概述不具备合法性，则法律意见通常亦欠缺合法性基础；如事实概述具备合法性，则对于法律意见的合法性应另行判断。实践中对于评论意见性言论往往给予更多的宽容，以保障言论自由，且任何法律专业人士均无法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绝对正确，因此，意见正确与否并非律师函侵害名誉权的判断依据，在发表评论意见的同时是否有侮辱、诽谤等以致贬损名誉方为审查重点。

二是看主观是否具有过错性。如前所述，目的性考察是判断律师函侵权的重要部分。即使律师函内容是真实的，若滥用权利（如故意营造舆论压力）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亦可能构成侵权。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存在主观过错。

三是看效果是否具有传播性。律师函应以受害人之外的第三人所知晓的方式发送，如仅发送给受害人且第三人对此并不知晓，则通常不构成侵权。

四是看后果是否具有贬损性。司法实践中，一旦侵害事实为第三人所知悉，则推定法人名誉损害事实存在。至于第三人的数量、知悉后是否再行公开、行为人传播范围等，均非影响名誉损害事实认定的因素，而是影响侵权人责任承担。被告若举证证明虽有贬损言论但未有损害则得以推翻。本案涉案产品并未下架，原告与屈臣氏合作关系亦未解除，难以认定其名誉受损之事实。原告进一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未提供充分证据，法院亦应不予支持。

(责任编辑：汤先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