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补偿新标准向市场化靠近思维导图

而在新的通知里，国土资源部则明确要求，作为新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制订要综合考虑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多方面因素。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制订，也将考虑被征收耕地的类型、质量、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农产品价格及农用地等级等因素。

按党国英的说法，这就意味着“打破了过去的框架，进一步提高了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教授承担的“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受偿意愿和补偿政策研究”课题即将杀青之际，他对笔者透露说：我们通过对460户被征地农民的调查发现，当前被征地农民所希望的价格是实际补偿价格的5倍。

而“被征地农民所希望的价格”，孔祥智说，“是较为接近土地市场的价格。”新的通知，“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因为制定参照的标准多样了，有些进入市场的气象了。”孔祥智据此认为新的补偿标准将有利于被征地农民。

尽管因各地所制定的标准不一样而无法提供实证分析，党国英也对笔者说，“现在的补偿标准本来就很低，而新的标准要保证起码不低于先前的补偿水平，因此从一般情况来说，肯定是提高的。”

能否化解被征地农民难题

近年来，征地补偿纠纷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3年上半年统计，群众反映征地纠纷及违法占用土地问题占信访部门接待总量的73%。

中国社科院2004年做的一个调查结果也显示：从过重的农民负担到事关生存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维权的重心已出现重大变化。通过对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2004年1月1日至6月30日半年记录的分析，在6万次(条)的信息中，三农问题居首位，占22304条;而其中涉及土地纠纷的又为三农问题之首，占三农问题的68.7%。调查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说：自2002年后，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征地补偿费过低是纠纷的主要原因。

其间还有的是拖欠、截留与挪用。2004年年底，由国务院五部委联合组织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中发现，1999年以来，全国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拖欠征地补偿费175亿多元。而全国清理出拖欠、截留、挪用农民征地补偿费高达 147.7亿元。

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成为农民赖以活命的“命根子”的情况下，被征地农民常常被推上“失地又失业”的境地。

今年“两会”期间，河南人大代表王文超说，“征地方对农民的补偿太少，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仅靠点钱，根本无法维持日后生计。这样容易形成社会问题，造成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

而2004年国内有关学者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1987年以来，被征地农民大量增加，其中有一半以上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这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农民不满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旧的补偿办法以具体地块的平均亩产值倍数来计算补偿费用，相邻地块的征地补偿往往因原用途不同而相差很大，补偿的随意性也较大，引发了大量争议和纠纷。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制定后，同一区域，地同价不同的历史将可能成为过去。

农民应当参与征地价格制定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课题组提供的数据，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其中70%是通过行政手段征用。而通常，违法占地占合法征地的比例为20-3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

为此，在7月23日国土资源部新的通知里，明确对组织补偿标准制定的地方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求，依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认真组织听证工作。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被征地农民，是必须的参加人员。

但是，《财经时报》2005年初引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张晓玲的话对此质疑，在当前的土地市场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它同时扮演着管理者、征地者、卖地者和所有者的角色。这如何保证它在制定新的补偿标准时不偏不倚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孔祥智教授表示，“征地补偿标准不应该由县市层级来操作，它们本身即是大量侵占农民土地的‘罪魁祸首’。至少应该由省一级部门来做。”

党国英则说，“新补偿标准制定后，执行成本与监督成本还会很高，地方政府对此通知搞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仍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