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地方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互动思维导图

对农业土地的征用为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规模的非农建设用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中国的土地征用制度过去一直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由裁量和控制权，对于地方政府征地的依据缺乏明确的或可操作性的界定，在缺乏有效的监管约束下征地过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量的问题，如征地权滥用、征地程序不规范，征地范围随意放宽，而补偿标准低，并且对农民的参与性和安置措施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所以，中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焦点，已有的文献对现行的土地征用的依据、补偿标准、征用程序以及相关的权力安排问题提出了广泛的批评与讨论。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首先，讨论最为深入的是土地补偿标准或征地价格决定方面的问题。其研究路径是运用经济学的价格规制模型或博弈论模型讨论最优土地征用量与征地价格的决定问题(曲福田等，2005;张宏斌，2001;钱忠好，2004)。价格规制模型暗示了农用土地边际收益与建设用地的边际收益相等时可以决定土地征用量，但是由于标准的价格规制模型是以产权的清晰界定和市场的存在和良好运作为前提的，这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将博弈论嵌入到价格规制模型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即当农民的反抗成为可置信的威胁时，政府将被迫把征地价格选择在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的水平上(雷震、邢祖礼，2006)。但是，总体上这类演绎模型还只是对土地征用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近似的抽象，其隐含的诸多条件及其现实含义并没有得到清晰的阐释。

其次，对土地征用依据或合法性的规范性研究。政府为什么要征用农用土地?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政府利用公权力征用农用土地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由于缺乏对公共目的或利益的清晰界定，政府会滥用对土地的征用权(张永良等，1999;李海鸣、詹明，2001)。于是一些研究干脆认为政府征用土地的动机本身就不是为了公共目的，而是为了寻求租金最大化或者为了促进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进行的资本积累(黄小虎，2002;周其仁，1994，2004)。客观上规范性研究的限制在于要区分出政府争地的动机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寻求租金是十分困难的，并且，这两种动机有时是并存的，即政府可能会拥有多重政策目标和行为动机。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文献大体上将三个问题割裂起来，没有把政府征地的依据或政策目标、征地程序方式以及征地补偿标准等问题联系起来，放在一个整体性的关系框架内历史地理解，因此，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对征地关系的分析仅仅限于发展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双边关系模型，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将"中央政府"忽略掉，还是以一个抽象的政府行为包含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处理，都不能客观地描述土地征用过程的实际关系。第二，政府的政策行为具有多重目标特征，追求租金最大化可能只是其多目标中的一个，政府政策既可能削弱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行为能力，从而增强其他利益集团如相关部门和开发商的利益，但是也有可能会因为平等或粮食安全等其他目标而"赋权"给农民，从而提高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行使能力和收益水平。

第三，对农民土地的控制权研究过于抽象而忽视农民行使土地权利的背景和法律约束。最后，已有研究多数采用比较静态和规范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常常有绝对化倾向，简单地对地方政府在征地中的角色或行为做出判断，并据此对征地制度进行批判。总之，规范性的批评多于实证性的分析，对土地征用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农民各自的行为动机及其关系的互动还明显缺乏理解。

本文的研究表明，过去20多年地方政府在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诱导下，不断通过土地征用获取租金最大化，其后果是不仅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大量抗争活动，而且还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粮食安全目标以及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为此，中央政府在过去十多年来做出积极的回应，一直试图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以及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中央政府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之下，地方政府对土地征用的范围、规模以及审批权限乃至土地出让收入的支配权益方面都被中央政府明显地削弱了;相应地，农民获得补偿和社会保障的程度和能力也有显著提高。同样，中央政府在土地征用规则重新界定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了自身的权力，尤其是审批、检查、监督和惩罚的权力加大了。当然，土地征用规则的变革是渐进式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在过去10多年来是逐渐地得到约束和限制的。本研究的发现可以进一步归纳和延伸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