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民蒙冤入狱13年获国家赔偿 称生活很孤独思维导图

“元旦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

元旦三天，对胥敬祥来说，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看守大门，有人到工地找人，他给指点一下。

没有所谓的假期，生活平淡无奇，连和亲人们团聚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他还是决定犒劳一下自己，买来酒菜，找到工地上一个老伙计，对着喝了起来。

“元旦前我拿到了国家赔偿，为这事我都跑了三四年了。”胥敬祥说，“元旦又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我要忘记过去，从头再来，破费点也没啥。”

他的话语满是兴奋，甚至呵呵笑了起来。他还给河南商报记者发来短信：“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关注，让我有了生活下来的勇气。活着真好!”快乐心情，不言而喻。

而在以前，这种心情很少见。回顾以往生活，他说得最多的是悲苦两字。

2005年3月15日，蒙冤入狱13年的他最终无罪释放，随后，他踏上漫漫寻求国家赔偿路。

2009年11月2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查明事实后作出赔偿决定：胥敬祥因错捕错判被羁押，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基于胥敬祥因错捕错判被羁押4732天的事实，赔偿委员会认为：应按2008年度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111.99元)标准计算，赔偿金共计529936.68元。

2009年12月17日，他终于拿到了这笔让自己付出极大代价的赔偿款。

“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被判刑了”

和胥敬祥聊天，可以发现，过去点点滴滴，已成为他生活的梦魇。

他说，他的生活改变是在1992年年初。“在那之前，我是村里的能人，是周边有名的上进青年。”

可是，一夜间，生活全变。

第二年2月，一老乡和他喝酒时，发现妻妹被抢劫的绿色毛背心在他身上。于是，警方立即传唤胥敬祥。

“其实那衣服是我在集会上买的，有证人能作证。再说我也没有时间作案，1991年春节过后我一直在外地打工。”时至今日，胥敬祥仍这么说。

但警方没有重视他的辩解，宣告系列抢劫案告破。在他的供词前后不一的情况下，当年4月，他被刑事拘留，几天后，检察院批准将其逮捕。

他说，当时他不承认也没办法，审讯的人打他，只有承认才不会再挨打，“实在熬不过去，就晕着头承认了”。

由于证据不足，在县公安局将胥敬祥以涉嫌抢劫罪移送到检察院后，检察院曾7次将案卷退回补充侦查。

1997年3月，他的案件终于开庭了，“我曾当庭喊冤，可没有人听我的，在证据还不足的情况下，我被判刑了。”他说。

“如果不明不白死了，就没人替我还清白了”

老老实实，祸从天降。从被抓那一刻起，胥敬祥就有了寻死之心。思前虑后，他还是坚强活了下来。

“进去后几番折腾下来，我都没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想以死解脱，但我又想，如果我这样不明不白死了，就再也没有人能替我还清白了。”他说。

进看守所后，他父亲气不过，一口气没上来，离开了人世，剩下母亲一个人盼着他早点清白回来，他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法院判决下达后，他不再抗争，决定服从命运，从监狱出来再申冤。

但命运又和他开了个“玩笑”——因为他的案子，一位警官也面临有罪指控，在这位警官走向清白的道路上，他的案子引起了省高院的重视。

胥敬祥介绍，自己被捕后，案件移交到鹿邑县公安局预审股审理。承办此案的二级警督李传贵详细审阅案卷后，发现不少疑点，随即向上级领导反映，认为犯罪事实不能得到证实，案件暂时无法移送起诉。

万没想到的是，1993年7月，一份举报李传贵故意抽调胥敬祥案情材料、藏匿犯罪证据的文字放在有关领导的办公桌上。

同年11月，鹿邑县检察院以李传贵涉嫌徇私舞弊罪提起公诉。县法院立案审理后，认为检察院对李传贵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宣判无罪。

两年后，李传贵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被移交到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在认真审查李传贵案件全部卷宗时，又把胥敬祥案件的卷宗一起调来，最后认定李传贵不构成犯罪，而且认定胥敬祥抢劫案也存在重大问题。

“自此，我的冤情才引起高层领导重视。” 胥敬祥说。

“我似乎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又经过5轮审理，2005年3月15日，胥敬祥蒙冤入狱13年后被无罪释放。

他说：“那天晚上8：40，我迈出监狱大门，这个时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可是出来后，他发现一切都变了，“我似乎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父亲去世5年后，他的母亲也离开人世。而他的妻子把小儿子寄养到亲戚家，带着两个女儿外出打工亦有两三年。入狱那年，三个孩子老大4岁、老二两岁，老三刚刚出生4个月。

回到家中，曾经温暖的家是破壁残垣，一片荒草，没有亲人在身边，孩子们见到他比陌生人还疏远，妻子看到他，也没有了一句话。

更可怕的是，久在监狱，世间变化超出了他的应变能力，他已经不适应周边社会，“不知道怎么说话，不懂人情世故。”

可生活还得继续。2005年腊月，他到岳父家，将打工回来过春节的妻子接回家。春节过后，妻子又回到了娘家，至今再也没有见过一次面。

说到这里，胥敬祥泣不成声。“我知道她恨我，她是个好人，我都快成废人了，她咋对我我也不能抱怨。”

2006年11月，妻子提出离婚，他同意了，而离婚期间的一切交流，两人都是在电话中说。

“只想过一个平平淡淡的老百姓生活”

出狱当年，胥敬祥回家种地，同时通过律师向相关部门寻求国家赔偿。结果没有下来。

第二年，他去山东青岛打工，然后到山西太原给一家建筑工地看大门至今。而这次回来领取国家赔偿，也仅在家停留了两三天。事情办妥，立马走人。

他称，现在他很少回老家，那个家都塌掉了。再说回去也一个人，冷冷清清的，没意思。他的老板知道他的遭遇，对他很好，他已经把工地当家了。

今年春节，他也不打算回来，直等春节过后清明时，他回来给父母上坟，还要为父母立块碑，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问及拿到国家赔偿后有什么打算，他告诉记者，由于遭罪太大，他的身体不太好，事业方面也没有什么宏伟的想法了，只想过一个平平淡淡的老百姓生活，不要摊上其他杂七杂八的事就好了。

“当然，我也愿意用自身遭遇来推动中国的法制进步。我正在北京几个法学教授指导下，成立一个救助中心，希望中国胥敬祥式悲剧越来越少。”他说。

谈到个人生活，这位50岁的男人突然充满了希望。“我现在生活很孤独，下半辈子决定过正常人生活，所以决定再找一个伴儿。我是个好人，在此我也想借助你们报纸，将我的心声告诉大家。”

他笑了起来，说他要找的伴儿只要通情达理、身体健康即可。“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状态了，其实没有这些赔偿款我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