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罚体系完善路径探寻---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价值引导思维导图

罗干同志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上和及时性上全面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对失足青少年，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有条件的可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据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当严则严的含义是，对严重犯罪，必须依法惩处，不能手软。判断是否是严重犯罪，需要综合案件的各种事实，全面分析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如果这几个方面都没有从宽处理的事由，则应当依法严肃惩处。

当宽则宽的含义是，对轻微犯罪，应当依法从宽处理。判断是否是轻微犯罪，同样需要综合案件的各种事实，全面分析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表明该犯罪是轻微犯罪，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理。

宽严有度的内涵是，在立法层面上，无论是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都必须符合基本的法理，也必须符合国民的基本认知;在司法层面上，无论是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都必须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界限，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刑罚种类和刑罚限度处罚行为人，也不能违法在法定刑以下给行为人特殊待遇。

宽严相济的“宽”和“严”不是绝对对立的，在立法层面上，需要在对严重犯罪规定较重的刑种和较重的刑度的同时，对轻微犯罪从宽处理、规定较轻的刑种和较轻的刑度;在司法层面上，判断一个犯罪是否严重，不能仅仅关注犯罪的客观危害，也不能仅仅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是需要综合案件的各种事实，全面分析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因此，对客观危害严重的犯罪，如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也需要考虑到其主观恶性而从宽处理;对客观危害较小的犯罪，如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大，如有累犯情节的，则必须依法从严处罚。

我国刑法的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组成，从总体上来看，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都具备，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一个体系，但却欠缺完美。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来看，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前些年我国刑法学界对死刑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激烈的争论，应当说，在现阶段保留死刑、逐步减少直到废除死刑，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来看，死刑过重不符合“当宽则宽”的思想。具体来说，死刑过重问题包括以下两个层次：

相对于死刑过重，我国刑罚结构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生刑过轻③。生刑，指的是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这些不剥夺生命的自由刑。④具体来讲，生刑过轻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我们的刑罚制度应当正确把握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有度、宽严相济的思想，使我国刑罚体系真正体现出有严有宽、宽严相济的特色。具体来讲，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将刑罚体系改为两极化的体系：对严重犯罪，必须适用严厉的刑罚;对轻微犯罪，广泛适用罚金刑、社区矫正等轻型制裁措施。就上述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罚金刑的作用未得到充分释放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进行如下的改革：

保留死刑、逐步削减死刑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就当前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努力，逐步削减死刑。

1.逐步削减和废除财产犯罪的死刑。广义的财产犯罪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因为这三种犯罪基本上都以贪利为目的。如前所述，对于纯粹的财产犯罪，无论是从报应的角度还是从预防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配置死刑，废除这一部分犯罪的死刑，是废除死刑的重要举措。另外，一些社会危害性最为严重的财产犯罪，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虚开增殖税发票罪、走私罪等，与金融管理秩序混乱、税收管理体制缺陷存在极大关系，应当主要通过加强社会经济管理、填补漏洞来防止这些犯罪的发生⑦;贪污贿赂犯罪的盛行，并不能归结于打击不力，如近年来也对一些重大贪贿罪犯适用了死刑，但是腐败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其根源在于对权力未能形成有效制约，监督严重缺位，所以对贪贿犯罪也不能幻想依靠重刑来解决，预防腐败的核心措施是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

2.完善立法技术，削减死刑。目前我国刑法上故意杀人罪和很多其他罪名有交叉竞合关系，如抢劫致死的，包含了故意杀人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大量罪名也都包含了故意杀人的行为。但是刑法对这些罪名可以适用死刑的条件规定的极为笼统，如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死刑这样最严厉的刑罚，其适用条件竟然这样宽泛，表明我国刑法的立法技术有待改进。笔者认为，对于一些可能包含故意杀人行为的犯罪，可以规定死刑，但是其适用条件应当作出严格限制。必须明确规定只有致人死亡的，才可以适用死刑，致人死亡之外的一些情况，如致多人重伤、致公私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都不应当适用死刑，这样才符合报应刑的要求。就是致人死亡的，也不能规定绝对确定的死刑，应当规定可以选择适用的几种刑罚。如对上述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可以做出如下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3.完善司法程序，规范量刑标准，使得宽严有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迈出了限制死刑的重要一步，在程序法上做出了重要努力。当前我国正在进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这样一项工作同样意义非凡。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因此进行量刑规范化是统一全国或局部地区司法裁量的重要举措。就限制死刑而言，量刑规范化也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是否判处死刑，关系一个罪犯的生死命运，这样的工作绝对不能草率，在收回死刑复核权后，统一判处死刑的标准，使得无论是否适用死刑在程序上都能得到公正处理，是实现宽严有度、宽严有理的重要步骤。不仅能够平等对待所有罪犯，也能使罪犯自身心服口服。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著《论犯罪与刑罚》中的一句话：“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此语启示我们，我国刑罚体系的完善不单在于制定多么完备的法律条款，更在于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如何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把握刑法的目的，把握广大人民对我国刑法在惩治和预防犯罪上的民意要求。

1、马克昌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立法的完善》，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1期，第5页。

2、马克昌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立法的完善》，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1期，第5页。

3、陈兴良著：《刑罚改革论纲》，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第17页。

4、注解：管制和拘役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轻罪设置的，因此在现行刑法之下不存在过轻的问题。

5、方仲炳著：《从刑罚的发展演变看我国刑罚体制改革》，载《求实》2004年第11期，第56页。

6、冯殿美著：《刑罚结构改革之理性思考》，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128页。

7、 方淑梅著，《论我国刑罚结构的立法完善》，载《鸡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51页。

8、申林著：《论我国刑法中各刑种实际刑度之间的不衔接及对策》，《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145页。

9、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版。

10、陈兴良著：《刑罚改革论纲》，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