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谋国 一生“布衣”思维导图

张澜先生1872年4月2日生于四川南充的一个佃农家庭。他自幼随父耕读，先后中秀才，补廪生。1902年，他入成都尊经书院，翌年被保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他目睹了日本的维新富强和教育事业的发达，深感教育对国家民族之重要性。在留日学生会上，他提出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的主张，毕业后被清政府当局押送回国。

回国后，张澜先生先后创办南充民立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和南充端明女学，实行新式教育，主张妇女读书，提倡妇女天足，开四川教育革新和妇女解放风气之先。在教学中，他着重培养学生爱国思想、传授科学知识。后来他大半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了不少英才，有"蜀中学子半门生"之誉，如朱德、罗瑞卿等都做过他的学生，受过他的教益。

1911年，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抵押路权、谋举外债，激起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保路运动兴起。张澜先生前往成都参加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当选为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在他和蒲殿俊、罗纶等的领导下，保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反对清政府卖国行径，阻止帝国主义势力内侵。保路运动轰轰烈烈遍及全川，成为全民性的大起义。张澜先生因此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尽管大刀架颈、洋枪抵胸，他也毫不妥协、据理力争。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1917年11月，张澜先生升任四川省省长。不久后川、滇、黔军阀内讧，四川形成军阀割据局面，政令不行，他被迫于1918年离川赴北京。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先生出任《晨报》常务董事，蒲殿俊任社长，并聘请李大钊作副刊编辑，增设"自由论坛""译丛"等栏目。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在吴玉章影响下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晨报》上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他声援爱国学生运动，支持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还以四川省省长名义商请交通部，拨川汉铁路股息资助四川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如陈毅、赵世炎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革命家。

1920年，张澜先生奔母丧回川，并于年底卸任省长，在南充主持地方事业，参加地方自治活动。他发动地方人士兴办实业，设蚕桑改良场，改进丝绸生产。他创办《民治日报》，开办地方自治讲习所。1922年，张澜先生复任南充中学校长，进行学制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南充民主学风盛行，吸引川北各县青年前来就学，涌现出许多进步学生。

1926年春，张澜先生创办成都大学并任校长。他实行民主办校，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各种学派和政治观点兼容并蓄。这一时期，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得到他的大力扶持，成都大学成为西南的民主堡垒、传播共产主义的阵地。张澜先生支持学生进步活动，谴责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杀害共产党员的反动行径，并多方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因此招致国民党的仇恨。1931年成都大学被并入四川大学，张澜先生被迫离职。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张澜先生被聘为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他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和抗战不力时以抨击，有时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加以谴责，以不畏强权、敢于直言著称。

1939年，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促进团结抗日，实施宪政，是年11月，张澜先生与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打下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澜先生即发表对抗战胜利结束的谈话，强调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希望国共两党军队迅速停止摩擦，立刻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邀请，从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澜先生到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同张澜先生的第一次会面。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特园，就国共谈判、和平民主建国、中共与民盟合作等事宜同他进行商谈。最后一次会晤，毛泽东在张澜先生卧室长谈达三个小时。张澜先生提出以个人名义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将目前已有的谈判成果告知公众，以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推动，毛泽东赞张澜先生此举"老成谋国"。9月18日，张澜先生《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发表。毛泽东三访特园会晤张澜先生，加深了中共同民盟的合作，双方由此达成了中共与民盟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后采取一致行动的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在会前与张澜先生晤面，就共同争取出席会议名额等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充分交流意见，形成联合行动。张澜先生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代表团默契配合，互相支持，结成亲密同盟;无论大会还是小组会，一方提新方案前必先知会另一方，采取一致步调。中共同民盟这种高度的政治互信与政治合作，最终促使政协达成五项协议。

1946年10月，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企图拉拢民盟等第三方面参加。面对国民党公然违反政协决议的举动，11月11日，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夕的关键时刻，尚在重庆的张澜先生数次挂长途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再三叮嘱："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民盟作出决议，声明不参加"国大"，与中共站在同一立场，使国民党孤立中共、破坏民主力量团结的阴谋破产。张澜先生在重大历史关头的一锤定音，确保了民盟上层领导的决策一致，确保了民盟同中共的紧密团结。

1946年12月，张澜先生到上海主持民盟盟务。1947年，国民党肆意逮捕、屠杀各地民盟盟员，查封民盟所办报刊。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在沪中常委召开会议，为保护盟员，迫不得已，以张澜主席名义于11月6日公告民盟总部解散。解散公告发表次日，他以个人名义登报发表声明，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

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等部分民盟领导人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留在上海的张澜先生在国民党严密监视下未能赴港与会，他去信对三中全会决议表示同意，并资助民盟在港活动。他与民盟留沪领导人黄炎培、史良等经常会晤，指导国统区民盟地下工作。1949年1月，面对国民党的假和谈和"调停"请求，张澜先生断然拒绝。不久，他与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方才脱险。

1949年6月，中共中央邀请张澜先生到北平，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会上他在代表民盟发言时指出，"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同中共领导人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1954年，张澜先生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张澜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去世前不久还由衷地说："全国人民必须更坚强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继续努力。"赤诚之言掷地有声、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