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不起诉转自诉制度及其完善思维导图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这一规定，便是刑事不起诉转自诉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该规定，我们可以将刑事不起诉转自诉制度表述为：检察机关对于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被害人不服，可以依法定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的诉讼活动。

刑事不起诉转自诉制度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具有区别于其他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要素：1、对象特定。虽然刑事不起诉转自诉是一种公诉转自诉的行为，但并不是自诉案件的全部，只能是检察机关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的刑事案件;2、主体特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不起诉转自诉制度只能是刑事不起诉案件中被害人依法行使，即被害人是实施刑事不起诉制度转诉制度的唯一合法主体，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此项权利;3、时间特定。刑事不起诉转自诉制度不是在刑事过程中的任何时间、任何阶段、任何情况下都能实施，其前提是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只有在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作出后，被害人才能行使转诉权，在此之前，被害人无转诉权。当然，被害人的转诉权的行使也不是无期限的，应当在法定追诉其内行使;4、目的特定。明确的目的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实施刑事诉讼行为的基础，被害人行使刑事不起诉转自诉制度的根本目的就在人民法院惩罚犯罪，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公诉与自诉是刑事诉讼法的两大组成部分，前者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基于统治阶级利益受到侵害，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而产生的，后者则较多地尊重个人的意志，是基于自诉人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要求法律予以保护、救济而产生的，两者的目的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目前，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普遍都实行国家追诉主义。刑事追诉权的具体行使，分为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国家垄断主义，即刑事案件全部要由专门机关进行侦查后再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不允许私人自诉，以美国、日本、法国为代表;另一种是公诉兼自诉，刑事案件大都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部分案件则允许公民个人提起自诉，包括英国、德国、俄罗斯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这种方式，我国也是如此。”[1]显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控诉犯罪与自诉人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在公诉犯罪时被害人就没有必要以自己的名义另行起诉，但其权利也应受到法律保护，于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赋予其控告犯罪、申请回避、请求抗诉等权利。而在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即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对犯罪嫌疑人不予控诉时更不能剥夺被害人从个人利益角度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否则，一旦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当，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法律救济。因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有被害人的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可以由被害人转化为自诉。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刑事不起诉转诉制度的本质是被害人自诉权的实行，其根本的立法精神在于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建立对被害人诉权的基本保障机制

(一)造成公诉权和自诉权并存的制度尴尬

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上，可以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被害人行使转诉权的案件范围和起诉条件、时间作出必要的限制，规定。如在案件范围上可以排除绝对不起诉的案件，即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情况之一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被害人无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因为此类案件再起诉已不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在起诉时间上，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必须在检察机关最终决定“弃舍追诉权”之后，以排除公诉与自诉并存的矛盾。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具有即使生效的特点，但如果公安机关提出复议、复核或当事人提出申诉，在检察机关尚未作出复查决定期间，被害人不得转诉。同时应明确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或维持原不起诉决定的复查决定而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限，笔者认为，此期限可以参照申诉期限。

刑事不起诉转自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作，必须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作保障。就目前我国立法规定看，有一些配套性制度已建立，如根据法律援助制度，在被害人诉讼能力缺乏且无钱聘请律师时，可申请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配套性制度尚未建立，最为突出的是诉讼担当制度的缺乏。所谓诉讼担当，是指被害人已经提出控诉，自诉程序已经启动，但被害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或不愿继续进行其诉讼行为，改由国家公诉机关替代被害人行使控诉职能的法律制度。“诉讼担当”与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时由检察机关起诉具有不同的含义。后者适用于被害人因某种障碍不能起诉或因该案的特殊意义需要由检察机关提出控诉的情况，经检察官起诉后，案件转为公诉案件，被害人丧失起诉资格。而诉讼担当则不同，检察机关担当自诉并不因此而取代被害人的原告地位，案件也不因此转化为公诉案件，在符合法定条件即被害人能够或者愿意继续诉讼时，检察机关应当退出自诉程序，由原自诉人继续进行诉讼。概言之，诉讼担当实为“法定代理之另一形态，检察官系以被害人之代理人身份出庭支持起诉，不具有国家公诉的性质。”

我们也可以借鉴日本、德国的做法，如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采取不起诉处分的情况下，受害者等可以向裁判所请求直接审理[10]”。此为“准起诉程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论是哪一类不起诉案件，被害人均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如果检察机关的决定合法合理，就与法律赋予其自由裁量权的意图一致，人民法院没有必要对此决定加以否定，人民法院可以加以否定的只能是相对不起诉确有不当的案件，对于绝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案件，如果确有精神病存在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所列情形之一或者证据确实不足的，启动审判程序便没有现实意义。鉴于此，我国在借鉴别国经验时应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准起诉制度”，即被害人如果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可在规定的期限内向该检察机关提出申请书，受理检察官若认为理由成立，应当提起公诉。若检察官坚持不提起公诉，则被害人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出，若意见被采纳，则应提起公诉。或者也可以增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即被告人如果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先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人民法院对不起诉决定进行审查，并由人民法院作出是否维持公诉的裁定。如果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的申请无理由，可以裁定形式驳回被害人的申请，被害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如果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被害人的申请有正当理由的应当作出准予被害人起诉的裁定，检察机关应将材料移送法院，这样就减少了不必要的起诉，同时程序更规范，慎重。当然，为了公平起见，笔者还是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负责审查，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法院[11].

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2]再者不起诉转诉案件仍然是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形式可以是参加庭审。对被害人就不起诉案件提起诉讼而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可否派检察官参加庭审，以及以何种身份参加，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具有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职责，就可以参加庭审进行监督，而此时身份为法律监督机关会更恰当，因为此时履行的是法律监督职能而非公诉人，对在庭审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予以监督纠正。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马东新著：《论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版。

3、张穹、赵汝琨著：《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陈卫东、严军兴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6、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社2001年版。

7、王利明主编：《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社2001年版。

9、宋英辉、吴宏耀著：《不起诉裁量权研究》，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10、赵会平、张静著：《刑事不起诉当事人自我救济制度研究》，人民检察报2000年第3期。

11、崔敏著：《中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武延平著：《不起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自樊崇义主编《诉讼法学研究》(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