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体现人民意愿思维导图

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牢记历史、捍卫和平的坚定信心和决心。7月7日和9月3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纪念活动。许多外国媒体从中国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的做法加以肯定，当然，日本一些媒体对中国的做法表示怀疑。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认为战争结束近70年后，对中国确立两个纪念日表示不理解。中国政府确定和设立两个抗战纪念日并举办重要的纪念活动，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客观评价和维护历史正义的公正态度。

一是将重要的抗战纪念日给予准确的历史定位，符合历史事实。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两个纪念日确定下来，使中国民众从国家法律的层面理解了两个抗战纪念日的重要性。另外，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确定抗战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国家公祭日，在新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在法理层面上更加明确、权威和制度化。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明确将9月3日确定为国定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政务院将8月15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又更改为9月3日；1999年国务院又明确了1951年的规定。不管是政务院还是国务院的行政命令，仅是行政立法，而此次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正式立法的形式，使得确定抗战胜利纪念日更为法制化。关于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十分重要。

二是国家、社会和公民互动的结果，继而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中国政府对抗战历史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历史节点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参与国家举办的纪念活动，并且一直呼吁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推动全社会缅怀在十四年抗战中为国牺牲的无数先烈，哀悼被侵华日军惨遭杀害的无辜同胞。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对历史已经淡忘、漠视甚至背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才能面向未来。因此，全国人大的两项重要决定是国之所行，民心所盼。

三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是爱国主义集中大爆发的时代。抗日战争的胜利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在当时，无论集体还是个人，无论政党还是社会团体，无论军人还是普通民众，均将“抗战”作为己任，“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是所有爱国者捍卫民族尊严的抗战口号。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得到继承和弘扬。

四是传递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捍卫和平的正能量。两项决定实际上是向世界表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坚决捍卫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中国人民是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坚力量，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民族代价。随着改革开放成果的积累，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西方有一股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势力。中国政府的两项决定是对这股势力的有力回击，同时也向世界各国表明：不管何时，中国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无论何时，任何敢于向中国人民挑衅的势力，中国必将以强大的实力予以坚决回击。

五是以实际行动有力回击了日本否认、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近些年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十分猖獗，首相和政客频繁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和企图控制新闻媒体。实际上，日本一些正义人士早就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将9月2日确定为日本战败纪念日，但由于日本历史教育的缺失，导致日本年轻一代不了解历史真相。中国与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侵略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斗争十分尖锐，也将是长期的斗争。两项决定变被动为主动，表明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二战历史事实和战后国际秩序。

六是遵循国际惯例，维护历史正义。国际上，很多国家以确定纪念日的方式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通行的做法有三种：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国家最高元首公告形式确定，国家行政立法形式确定。如俄罗斯和乌克兰均以国家立法形式分别将5月9日确定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胜利纪念日。2011年12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总统公告的形式，将12月7日设立为珍珠港事件纪念日。1949年10月1日，韩国政府将8月15日设立为光复纪念日，并规定该天为国庆日。

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个国家的主要评价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但日本却对它的正义性加以否认、歪曲，甚至美化其侵略战争。日本否认其侵略历史，其本质是违背人类道义和良知，遭到了世界人民的谴责。日本应该以德国为榜样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正如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演说时告诫德国青年人：“对当时发生的一切虽说（你们）是没有责任，但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李宗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