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的事实，不容质疑思维导图

习近平 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

日军战犯供词

泽田小次郎 南京战时服役于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大队某中队指挥班

我所在的中队发出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的命令。这也就是屠杀了。在残暴的进攻战中，那种残暴性一进入南京城马上就表现出来了。

下关逃命的中国人的情形很壮观，有好几万人，都跳到了江里，雪崩似的随着江水漂流。

也不知道是几师团，就等在江对岸，一有中国人漂到对岸，就马上把他杀掉。这就是作战。不过，江很宽，到达对岸的人很少。但是漂到下游的人多，这些人我们就动用军舰来处理。军舰有两三艘，我曾经亲眼见到他们开枪。

追赶的时候，士兵拿步枪射击，杀人杀红了眼。当时的中国兵手里已经没枪了，他们也没有反击，总之是只想尽量保命的样子，场面混乱至极。

中国兵撤退的时候，好像是把马跟其他所有东西都拴在车上渡过江去的。上头说我们一直保卫着南京，需要保存体力，而敌方不逃就会抵抗，所以就给他们开好了一个逃跑的出口。从那里逃掉的家伙，根据我们的战略部署，由事先守在那里的师团把他们统统杀光。

沿江漂流的家伙，无论什么，哪怕是拐杖也好，抓起来就跳进去漂走了。这些人群是被从下游上来的军舰杀害的。所以，中国士兵基本上都是在对岸被杀的。

对方抵抗到了最后。记得是13日的早上，胁坂部队从光华门进了城，33联队则越过紫金山江门进去了。扫荡战一直在进行。扫荡战也殃及了普通百姓，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那时候有俘虏收容所，我们抓了人就往收容所里送。地点在长江岸边，外面有士兵监视着。对岸有重机枪守着，一有动静，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马上就能射击。这是各个大队都做过的事。

我所在的部队只负责抓了人带走。那是离长江口有点远的地方，有个小村庄的地方。我想当时俘虏有几百个人吧，都分不清谁是村民谁是士兵了，尽是男人，不管年轻的还是老的，只要是人，都被带来了。并且，妇女和孩子也都受到了扫荡的伤害，有的被当场杀死。总之，我们心里想着只要是中国人就是敌人，想着自己也可能被杀死，所以就见一个杀一个。

内村和郎南京战时服役于中部第38部队第2碇泊所

攻陷南京的第二年，也就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我去做支那事变（编者注：“七·七”事变）的善后工作，做了一年半。我们乘船沿扬子江上去，在南京的下关登陆。

南京真是糟透了，臭烘烘的。因为人的尸体都腐烂了。不是臭不臭的问题，而是你没法在那儿待下去。南京城外附近有一条小河，上面架了座桥，水没了，看上去干巴巴的。那桥下面扔满了尸体，有的已经烂了，还有很多刚死，也有瞪着眼的。那些烂了的还没见骨，所以应该杀了大概才一个月。当时有人跟我说：“好好瞧瞧这些！”不过尸体还是不要瞧的好。我们也有人吓得昏倒了。那桥大概有100米长，所以应该有几百个人的尸体，人数相当于一个中队，基本上是中国人，因为日本人的尸体在整理战场时就清理了。因为没有命令不得擅自外出，所以我不知道那些尸体后来怎么样了。

战争是不会考虑到市民、女人和孩子的，因为都乱成一团了。我听那时候在南京的一个步兵说，他们队长下令说：“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不要让他们活着，统统枪毙！”

幸存者证言

李秀英南京大屠杀惨案幸存者

南京大屠杀期间，李秀英在被日军连刺37刀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在时隔62年之后对日本当年的战争罪犯提起诉讼，最终取得了胜利。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一进城，就开始杀、烧、淫、掠。我的丈夫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7个月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走，躲在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

12月19日上午9点钟，来了6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准备拉走我和其他10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本兵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这天中午，又来了3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本兵上来解我的纽扣，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日本兵上来解我衣扣的瞬间，抽出了他的刀，同日本兵搏斗。日本兵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夺不了刀，就用牙咬，咬住日本兵不放。日本兵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本兵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本兵。我一人对付不了这3个人，但我紧紧抓住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本兵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被戳了30多刀。最后，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罪魁——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时，伍长德曾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1937年12月，当日本军队接近南京时，我的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那时我在南京当交通警察。日军侵占南京后，见人就杀，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成了座空城。我躲进了受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保护”的司法院难民收容所。

12月15日上午8点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集中到马路上，共约2000人以上。11点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从首都电影院继续出发。下午1点，队伍到达汉中门，日本兵要我们这2000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命令我们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5点多钟，我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感到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的，我的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几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熬不住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不多，随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的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安全区，后来我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50多天，才医好了刀伤，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5寸多长的伤痕。

1997年3月14日，莫德胜以原告身份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控诉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2005年，作为当年的幸存者之一，时年81岁的莫德胜回忆了平顶山惨案的场景。

1932年，我刚刚8岁，家住在平顶山村，全家有四口人，父亲是矿工，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家家户户过中秋节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一群孩子跑到平顶山西坎，看到道上有好几辆汽车，上面载的全是日本兵，头上戴着钢盔，端着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枪。我急忙跑回家，对姐姐说，不好了，鬼子兵来了。我妈说，可不要往外跑了。中午刚过，3个鬼子兵闯进我们家，把门踹开，日本兵说，把好东西通通拿出来，我们皇军保护你们，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赶我们全家出门。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走。鬼子兵拿枪把子劈头盖脸地往他身上打。母亲抱着3岁的妹妹，父亲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满街都是老百姓，哭哭啼啼，都被赶到村外牛奶房子南边的草地里。午后1点多钟，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杀场，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拼命把人群往中心压缩。这时，鬼子军官刺刀一举，周围的机枪立即叫起来，人群随着枪声一排排地倒在地上。我前面有个人穿着薄棉裤，一打他一蹬腿，棉花还冒烟，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吓得头发一竖一竖的……日本兵走后就听到有人喊，没死的快跑吧，鬼子去拉汽油了。我把盖在母亲身上的棉被掀开，母亲和妹妹满身都是血，大喊“妈，妈呀，妈”，喊也不醒、推也不醒。姥爷姥姥也死了，我像个木头人不知怎么才好。听到有人喊，快跑吧，日本人要回来了。我最后看了亲人一眼，钻进高粱地……

2001年，时年75岁的全伯安回忆了厂窖惨案。

1943年春天，厂窖种满了庄稼，有蚕豆、油菜、水稻、麦子……水稻秧苗刚好长到手掌那么长，乡亲们都在忙着扯秧。我当时17岁，有一个很傻的梦想，梦想自己种田年年丰收，主人多给我一些粮食，家里的粮食积攒多了，再去买几亩地，娶个老婆，不给富人做牛做马了。5月9日清晨，天空阴沉沉的，厂窖街上火光冲天，燃烧的灰烬不停地落到我的脸上，田坎上跑来一群又一群失魂落魄的乡亲。乡亲们大声喊道，全伯安你怎么还不跑啊，日本鬼子来了，到处杀人放火。我赶忙放下农活，跟在乡亲们后面，加入了逃命的队伍，身上只穿了一件又烂又脏的棉衣。跑的时候，子弹时不时贴着耳朵飞过，落在水塘中，溅起水花。我就像丢了魂魄一样，一边跑一边发抖。路边的池塘漂满了尸体。我没命地四处躲藏，苎麻地、草垛、水沟、灶台，全部都成了我的藏身之处，饿了，就壮着胆子摸到人家屋里寻找食物，吃几口冷饭就跑；困了，就躺在潮湿的苎麻地里歇一会儿。我连续4天没有合眼，有一晚在牛棚里睡，棉衣全是泥水，晚上冷得发抖。屠杀第二天，我悄悄回到种的秧田附近，一看，全是尸体，尸体就像从空中抛落的秧苗，横七竖八，有的仰天，有的蜷曲，有的倒插。和我们一起逃命的有个孕妇，她后来跑不动，被日本鬼子抓了起来，几个日本兵把她踢翻，双脚猛踩孕妇的肚皮，“扑哧”一声，血淋淋的胎儿从下身滑了出来，日本兵用刺刀挑起胎儿取乐……日军走后，我和幸存的乡亲们回到厂窖，天上没有鸟飞，街上的狗都不敢叫，尾巴夹得紧紧的，人们在街上相见，都是一副哭相，不说话，每家每户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亲人被杀害。我不敢走进那块流过血的秧田，甚至不敢再看一眼。我连续做了10多天的噩梦，总是梦见日本鬼子把我劈死在秧田里……

1937年12月18日

1937年12月14日?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1943年5月9日至12日，侵华日军在湖南厂窖残忍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摧残致伤3000余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多间，炸沉、烧毁船只2500多艘，制造了侵华第二大惨案，同时也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最大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