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核心在限权思维导图

日前，由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南方周末》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结果发布，包括薄熙来案、刘志军案、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律师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信息案等，在过去的2013年引发举国关注的个案最终入选。从党政官员的贪腐巨案到普通百姓的冤假错案，从公民表达的边界探索到公民维权的艰难奋斗，2013年于中国法治进程而言，可谓一言难尽。

总的来说，经评选发布的2013年全国影响力案件，依然密集聚焦在公法领域，涉及对权力及权力者的监督与惩处，公民权利的伸张与维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牵扯与纠葛等方面，个案的艰辛与苦楚投影于国家的困顿与发展中，难舍难分。其中，官员贪腐类案件在2013年的引人注目，不仅在于涉案官员的行政级别与影响力，而且在于案件审理过程的进一步公开透明，通过网络即时披露庭审情况，使得庭审的影响力超出个案，而辐射到司法公开这一更宏大的意蕴。

贪腐类案件的查处，一方面在印证最高层反腐的决心，同时也为社会反思权力的制约之道创造机会。诉讼，意味着事件已然进入到需要社会启动终局裁决的时候，至于是什么导引出这样的结果，却远远超出具体部门法的范畴，而进入宪法政治的语境。权力如何配置，怎样实现制衡，博弈的平台何以成型，如是等等。当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其恶果之一便在于权力与权力者本身的肆意妄为，在过程中几乎听不到(或假装听不到)反对声，出现自伤自损的结果——公权力失去赖以生存的公信，权力者则锒铛入狱。当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恶果之二，在于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此处的权力，不仅有行政权，亦有司法权。

律师申请社会抚养费公开，俨然一场公民知情权的艰辛跋涉，长期不公开，暗箱操作，让这天大的不正常畸形地存在，就这么延宕许多年。张氏叔侄冤案、张家川的微博言案，公民人身权益、表达权利的核心保障，在遭遇成建制的法律部门强力侵害时，制度并非没有赋予其防御的武器和能力，但其激活过程却异常艰辛。公民遭遇不公正，是忍耐还是抗争，法律是否成为其抗争的坚强后盾？个案结果令人沮丧甚至愤怒，原因在于司法因外力的干扰而无法独立行使法定职权，且这种司法的不自主性，尚未有制度性好转的迹象。

2013年的中国法治记忆，归结到一点，依然围绕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表现纷繁，但重心明确。法谚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宏观层面的法治进步，不可谓不多，但公众对社会公平与司法正义的感知，必然会从宏观落脚到微观层面。相较于权力配备、机制建构等相对更根本的问题，个案公正与否，成为司法能否实现公正的主要评价标准，这种公众评价与感知，每天都在进行，并且会一直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