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思维导图

中国香港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其最大特点是：1、机构健全，战斗力强。廉政公署1300多个职员被分在三个处。执行处负责调查，破案率很高，提交检控后定罪率很高。执行处强大的侦查破案能力，对职务犯罪起到了阻止、威吓作用。2、法制健全，措施落实。香港廉政公署的运行机制十分健全，而且有法定的权力保障。其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1)针对易发部位的管理漏洞，对症下药，帮助其建立健全制度。如人事上的监督管理制度、单位的保安与保密制度、公开竞标制度等。(2)建立“防贪伙伴”。从1981年在警队成立第一个“防止贪污组”以来，已在多个政府部门内部成立“防止贪污组”，建立了防贪伙伴关系。(3)积极为公营、私营机构等提供良好的防贪顾问服务。 (4)定期举办研讨会和讲座，以提高公务员的防贪意识。(5)积极推广商业道德和反贪信息。1994年开展了一项商业道德推广运动，帮助公司制定一本清晰的公司守则，加强公司的系统管理。1995年5月成立了“香港道德发展中心”，以期持久地推广商业道德。(6) 社区关系处向市民进行肃贪倡廉的宣传教育。香港廉政公署预防职务犯罪从青少年甚至幼儿园抓起。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向青少年传送反贪信息，从互动的课堂游戏中培养小学生的良好品格，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挥他们在反贪中的作用。设立防贪青少年网站，给青少年一个概念：忠诚、廉洁是一个美德。[1]

美国预防职务犯罪立法既细密又周全，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体系。尽管美国官员中的职务犯罪行为仍时有发生，但这些严密的制度对预防和减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1、关于财产申报的法规。美国于1965年颁布了《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该法对财产申报问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堪称财产申报立法的典范。此外，美国《廉政法》也规定政府有关官员必须填报财产和收人申报，逾期不报，将被司法部起诉。申报单由廉政办公室审查处理，并可供新闻单位和公民查阅。 2、关于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法规。美国早在1883年就颁布了《文官制度法》。1978年修订为《文官制度改革法》。该法对政府公职人员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不得以权谋私、不得协从舞弊等。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私人交易。3、关于廉政机构的规定。除了检察机关、联邦调查局等反贪污机构外，美国还设立了几个特殊的廉政机构。1921年颁布的《预防和会计法》决定成立直接向国会负责的审计署，以加强对公共资金的收入、支出和使用的监督审查，约束和减少行政官员滥用职权、贪污挥霍的行为。根据《政府道德行为法》，在人事管理局内设立廉政公署。1989年该署成为独立机构，直接受总统领导，并向总统和议会报告工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政府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事务和监督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1978年颁布的《监察长法》规定，在政府的各行政机关内设立监察长办事处。这是联邦行政机关内部强化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规定。在对贿赂等公务员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如系一般案件直接由联邦司法部下属的联邦检察及联邦警察负责侦查和起诉。但如系总统及其他高级行政官员或联邦议会议员涉嫌的案件，通常根据需要任命“特别检察官(Special Prosecutor or Special Attorney)”或“独立检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具体负责对该案件的侦查和起诉。在美国的刑事程序中，除了“特别检察官”和“独立检察官”制度外，没有其他专门适用于有关贿赂等公务员犯罪的特别程序。[2] 4、关于保护举报人的法规。保护举报人是美国廉政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设置特别律师办公室，负责调查和追诉行政机关违反该法行为，特别是加强对告发行政机关违法行为职员的保护。如果行政机关对告发的职员采取报复行为时，特别律师可以命令行政机关采取矫正措施，必要时可以向总统提出报告。1989年，美国还颁布了《举报人保护法》，鼓励和保护公民参与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5、关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法规。《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是美国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法律。该法于1962年在联邦立法机关中提出，1970年颁布实施。该法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扩大了联邦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管辖权。二是提高了对职务犯罪的最高刑，加大了对贪污受贿官员的处罚力度。三是赋予执法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的特权。[3]

当前一些贪官外逃行为之所以得逞，与我国监控制度不严密有关。要下大力气完善制度建设，堵塞漏洞，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出境管理和护照统管，并可考虑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领导干部子女境外就学、就业报告备案制度。强化对国有企业涉外经济合同交易的审计，加强对隐瞒境外存款犯罪的查处。建立、完善中国的征信制度，构建中国职务犯罪侦查的防范体系。对那些素质低，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进行串供甚至毁灭证据的律师，由司法主管部门予以查处，严重者予以吊销执照。完善信用体系，对于没有信用的人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对不名誉人的处分的做法：1、不能作证，这是最古老的不名誉处分，罗马的民法特别发达，买卖继承等民事活动通常需要作证才有效，如果不能作证，则无疑取消了当事人参与民事活动的权力，所以是一种严厉的处分。2、丧廉耻。这是法律所规定的一种惩罚，某些刑事犯罪，如盗窃、抢劫、诽谤一些不名誉的事实，如重婚、破产，可能导致丧廉耻的处罚。3、污名。指虽无法定或官员指定的原因，但因行为卑劣而为人们所蔑视。有污名的人不能担任那些需要诚实信用、品质的职务，不能指定为监护人或充当证人。在德国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用将寸步难行，即使坐火车不买票都被视为没有信用，任何人都不会与一个没有信用的打交道。

诉讼观念指导着人们的诉讼行为，所以要想改善人权保障状况，首先应从改变诉讼观念来着手。一方面要树立法治观念，加强正当程序的观念;另一方面要强化权利意识和人权保障观念。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只有执行人员的素质比较高时，制度才可能运行得比较好。因此必须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转变诉讼观念，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当然有助于改善对人权的保障。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解决问题，除了使人们树立正确观念，摆正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之外，还要尽可能改善侦查机关的硬件装备，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高效率地破案，从而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关键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自我，善于吸收各方面的文化、精神和技术成果，在载体、手段、途径和方法等方面努力实现创新。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不断拓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的领域，努力探索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新路子。要着力研讨和解决预防工作面临的打击与预防的结合点问题。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仍然只是停留在做表面文章上，缺乏实质性的行动，形式主义严重。不管是采用什么形式的预防机制，也不管这种预防机制我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实质上我们的工作仍然只是零敲碎打，不呈系统性，或者说仅仅是蜻蜓点水式，大家都是在做表面应付工作，炮制一些所谓的“职务犯罪预防经验”，很少有深入地去开展一些有益的建设性工作。这与目前检察机关内部普遍存在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人员数量少且素质较差，不适应预防工作的要求的现状是分不开的。目前的预防职务犯罪机制的工作内容不外乎仅限于次数有限的“会议”、“简报”、“法制课”、“展览”，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是将预防工作与法制宣传工作混淆开来。

职务犯罪是特殊主体以特殊的行为方式实施的达到特定数额或危害后果的犯罪，其构成要件较之其他刑事犯罪要复杂得多。因此，侦查中必须把握犯罪构成的法律要件，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确定侦查方向和重点，实施侦查行为，收集有关证据。例如，侦查受贿案，除了查明送、收财物的事实外，还要重点查明行为人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职责范围是什么，收受财物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有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等;同时，由于案件情况千差万别，职务犯罪罪与非罪界限又异常复杂，因而每个案件在犯罪构成方面都有一个或数个关系到罪与非罪需要着重查明的关键问题，侦查取证工作特别要紧扣这些关键问题进行。侦查以“借”的形式出现的受贿案，必须查明财物往来时双方的关系，行为人是否确需借钱以及钱“借”得后的去向，“借”字是什么情况下说的，借据是什么情况下写的，以判明该钱的性质究竟是借贷还是以借为名的受贿，如此等等。如果侦查人员对犯罪构成要件特别是对其中关系受贿罪的关键问题理解把握不准，不能紧紧围绕构成要件特别是关系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侦查取证，侦查工作就会不得要领，造成事倍功半、劳而无功甚至办错案的结果。

赋予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采用技术性侦查手段进行秘密录音、秘密摄像、监听权，对可能的职务犯罪者进行事前监督。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规定的特殊侦查手段第一项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调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5]检察机关则应强化侦查机构和侦查手段，对于重大职务犯罪嫌疑果断立案，既避免轻易打草惊蛇，也防止犹豫不决贻误战机;既要注意依法保障人权，也要勇于科技创新，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提高对外逃人员的监控能力。同时，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性立法，逐步建立起“打击、预防、没收、惩治”并重的运作机制。通过这种防范体系的建立，让职务犯罪者及其同案人一旦被查出后无后路可退。

注释：

[2] 王云海著：《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 92页。

[3] 周洲，滕志强著：《职务犯罪预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版第28—29页。

[4] 周洲，滕志强著：《职务犯罪预防》中国检察出版社版2003第31页。

[5]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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