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负责人参与职务侵占的处罚思维导图

1、吴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的共犯。吴某虽然不具备特定的职务身份，但其伙同王某共同侵吞棉机厂财产的行为显然属于职务侵占罪的共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当对吴某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

2、吴某的行为属于单位行为，由于单位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罪，故不应对吴某以职务侵占罪论处。在本案中，吴某与棉机厂发生业务往来的一切活动均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即使他获得的非法利益也是放置在公司的帐务上，所有现象都表明吴某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单位行为，吴某伙同王某共同实施职务侵占的行为实质上是某钢材公司伙同王某共同职务侵占。由于单位不属于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不应对某钢材公司定罪处罚，也不能对吴某进行定罪处罚。

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私有公司在法律上的性质定位确是非常混乱的。如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经济犯罪中，具有法人资格的私有公司是承认其单位性质的，而在挪用公款归私营企业使用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批复中，却既有认为私有公司属于个人，也有认为私有公司属于单位的。〔3〕这无疑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差异和困惑，也促使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而并非“功利性”的研究与思考。

笔者认为：对私有公司行为性质的认定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以私有公司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来确定其公司行为的性质。

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所谓的“独资公司”属于具备法人形式要件，但实质上是一人出资，一人经营，主要利益属于特定个人的私有企业。对于此类公司，不应仅从公司登记的形式要件认为其实施犯罪的行为属于单位行为，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曾指出“有些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形式上虽然经过工商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如果确有证据证实其实际为特定一人出资、一人从事经营管理，主要利益归属于该特定个人的，应当根据查证属实的情况，以刑法上的个人论。”〔4〕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也有许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已经发展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企业的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等问题，都由领导集体和决策机构决定，体现的是企业的整体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对于这些私有公司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按照单位犯罪处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性质的经济实体平等竞争，理应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对其实施的单位犯罪行为当然也应予以同等的制裁，不能因私有公司的私有性质而否认其单位犯罪的构成。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私有企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有关规定来看，规范化的私有公司一旦成立后，企业所有者对企业资产、企业利润包括对非法所得的支配权利，均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与普通的自然人显然有所不同，对于此类公司中的人员代表单位意志实施的单位犯罪应当认定为单位行为，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在认定单位犯罪时的重视。

在本案中，吴某所在的钢材公司虽然在形式要件上具备了法人资格，但无论从其出资情况、经营管理，还是利益归属上来分析，吴某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都应当视为个人行为，而不应视作单位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对于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的情况如何处罚，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符合单位犯罪形式要件(如集体决议、非法利益归属单位等)的，因单位不能构成该罪名的犯罪，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能对其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否则便是对单位犯罪处罚的泛化。2、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虽然不能对犯罪单位进行处罚，但仍应对相关直接责任人以其涉嫌的普通自然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在 2002年8月13日在《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我们不难看出，该司法批复所贯彻的法律精神就是“对于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的，虽然不追究单位刑事责任，但可以追究相关直接人的刑事责任”。但学界对于该批复存在不少不同意见，如有人就认为：“这个司法解释将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犯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违反了刑法总则的规定尚且不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在哪一档次量刑就是一个问题。”〔1〕

再次，正确认识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处罚问题应当对单位犯罪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全面把握。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单位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构成。对此，理论界和实践中有不少人认为：“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某一罪名的犯罪主体，那么既不能追究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按该罪名追究单位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否则有违罪行法定原则”;有人还以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的“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来论证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能成立。在刑法没有规定某一代表单位意志实施的犯罪构成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该行为实质上就是某一自然人或某几个自然人代表单位意志实施的普通自然人犯罪，其与一般情形下自然人犯罪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其犯罪的动机(即为谁谋取利益)不同，而在犯罪的构成要件上并无二样，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观点，犯罪动机显然不属于影响犯罪是否构成的要件，至多只对该犯罪的量刑有所影响，“代表单位意志”不能成为阻却自然人犯罪构成的要件。如果认为所有的自然人以单位为形式要件实施的犯罪法律没有规定就不对实施犯罪的自然人进行处罚，显然是一种无罪推定的滥用，也是对单位犯罪立法本意和犯罪构成理论的曲解。需要指出的是，某一司法批复或解释对特定单位行为(如贷款诈骗)处罚上作出的法律适用规定，仍然是立法者在追究其相关自然人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法律适用方案，而不是对单位实施普通自然人犯罪所谓的“无罪推定”。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即使本案中吴某确是代表其所在的钢材公司伙同王某实施了职务侵占行为，虽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实施主体，但仍可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吴某的刑事责任。

[参考书目]

〔1〕《浅析单位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陈道长

〔2〕《论法人犯罪》 孙国祥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适用有关问题的解释》

〔4〕《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处罚》(上)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2004年8月30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 第两百六十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