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思维导图

我国1997年《刑法》第一次在总则中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和处罚原则，并在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的单位犯罪。总则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从中可以看出，单位犯罪是一种法定犯。1也就是说只有在分则中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主体的，才可以认为是单位犯罪，否则就不是单位犯罪。因此，单位犯罪是有范围限制的，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可以由单位构成，如传统的自然犯包括杀人、伤害、强奸、抢劫、放火等罪就不可能有单位犯罪。纵观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共有104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罪名达到125个。2其中有112种犯罪可以由单位构成，也可以由自然人构成，即所谓不纯正的单位犯，另外13种罪只能由单位构成，即所谓纯正的单位犯。3以上是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规定的大致情况。如果从犯罪主体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是只能由自然人构成的犯罪；二是只能由单位构成的犯罪；三是既可以由自然人又可以由单位构成的犯罪。这样在逻辑上就存在这样一个空白点，即如果单位实施了只能由自然人构成的犯罪，那么应当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呢？显然我国《刑法》对此没有做出规定，而这恰恰在逻辑上又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1979年《刑法》中只规定了自然人可以作为犯罪主体，单位是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单位为主体的犯罪形态不断产生，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因此在我国的许多单行法中规定了单位犯罪，对单位进行处罚，并最终在1997年《刑法》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可以说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是刑法理论发展和对司法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必然结果。但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的，许多以单位为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断出现，上文中的逻辑空白点也就不断地被一个个现实所引证，例如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4单位实施的盗窃行为等。5

下面笔者将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并求教于各位同仁，希望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共识。

从实然的层面来分析该问题，就是从现有的《刑法》规定来分析。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单位犯罪是一种法定罪，即只有在《刑法》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犯罪时，才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而我国《刑法》中有大量的犯罪是只可以由自然人构成的，因此当单位实施了自然人犯罪的行为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应认定为犯罪。在此定性的基础上，对单位中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就不存在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我国《刑法》总则第31条规定了对单位犯罪是以双罚制为原则，即构成单位犯罪后，既处罚单位，也处罚其中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同时规定以单罚制为补充，即只处罚单位中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无论是双罚制，还是单罚制，都要处罚单位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但处罚的前提是单位构成犯罪，如果不能认定单位构成犯罪，也就不存在单位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8

现实中存在着很多形为单位实施犯罪，实为自然人犯罪的情形，为惩罚此类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于1999年6月18日发布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了三种情形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以自然人犯罪定罪处罚，这三种情形是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除这三种情形外，只要可以认定自然人犯罪的实施主体是单位，就不应以犯罪论处，也就不应再追究单位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遵守。也许还存在形为单位，实为自然人犯罪的其他情形，但在法律没有做出规定前，我们没有选择，只有认定不构成犯罪，这也许就是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另外，对于上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第二种分歧意见，即认为虽然可以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可以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追究其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退一步即使像其所说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违反共同犯罪的原理。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这“二人”可以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是一个或一个人以上的法人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自然人。如果可以认定某个犯罪的实施主体是一个单位，那么就可以认定是单位犯罪，在这样的前提下，其中自然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就不是共同犯罪。著名刑法学家何秉松教授也持此种观点。9再退一步即便构成共同犯罪，在理论上也违背刑法学的基本原理。毕竟单位犯罪是为单位的利益，单位中的自然人实施犯罪后自然可能没分到私利，也可能分道的数额很小，按照共同犯罪的原理，则要对整体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这就与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相违背。综上，此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生活，司法实践地不断发展，立法者有必要对某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并且普遍发生的单位实施的自然人犯罪加以犯罪化，以便更好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鉴于此，很多学者主张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盗窃行为设立单位贷款诈骗罪、单位盗窃罪。11当然对单位犯罪的范围确定的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上文提到的增设单位犯罪的倾向，从而扩大单位犯罪的范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法中少规定单位犯罪，或者根本不规定单位犯罪，这是有意缩小单位犯罪的范围。12的确，单位不能成为一切犯罪的主体，对单位犯罪的范围宜限定为经济犯罪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某些犯罪以及贪利性渎职犯罪。13笔者认为对单位实施的自然人犯罪首先要看其社会危害程度，再看其发生的普遍程度，对社会的危害性严重，发生必较普遍，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已难以有效遏制的情况下，刑法就有了干涉的必要。也就有了对其进行犯罪化的内在要求。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构成了完整的法律责任体系，各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多管其下，建立严密的责任体系，会取得更加有效的惩罚违法、遏制违法的效果。

最近，有学者提出运用公司法上的法人格否认理论对某些单位犯罪进行“自然人化”，以达到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目的。14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18日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规定的解释》中已体现了这种理论。但是该解释只是列举性地提到了三种法定情形（上文已经指出），对于现实中发生的很多其他情形，则无能为力。有学者在论述单位犯罪的概念时也提到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必须是依法建立和合法存在的单位，15这是单位犯罪的前提。如果单位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位（不能仅从形式上认定，关键是要把握单位构成的实质要件），也就无所谓单位犯罪，而实质上是一种自然人犯罪。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充分运用公司法上的法人格否认理论，刺破公司面纱，去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因此，解释中提到的“单位犯罪”本质上是自然人犯罪，但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的认定有时不准，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覆盖面上的不全，导致对很多这种本质上的自然人犯罪作了此罪化处理，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1、参见敬大力主编，《刑法修订要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78页

2、参见敬大力主编，《刑法修订要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80页

3、参见敬大力主编，《刑法修订要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83页

4、参见陈兴良主编，《法治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第357号

5、参见傅达林：《单位盗窃：刑法面临的新课题》，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5期。

6、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6版，第159-160页

7、参见牛克乾：《对单位盗窃行为能否定罪——兼析刑法第30条、第31条规定中“单位”的内涵》，载《法学杂志》第2003年4期

8、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6版，第164页；牛克乾：《对单位盗窃行为能否定罪——兼析刑法第30条、第31条规定中“单位”的内涵》，载《法学杂志》第2003年4期

9、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6版，第441页；

10、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6版，第136-137页；

11、参见陈兴良主编，《法治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第357页；傅达林：《单位盗窃：刑法面临的新课题》，载《法学杂志》第2002年第5期

12、参见周光权：《社会转型时期的单位犯罪及其刑法应对—评关于单位犯罪的修订》，载《刑事法评论》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321页。该作者在文中还举出了俄罗斯联邦刑法黄的例子，主张可以通过严厉的行政制裁来遏制单位犯罪

13、参见高铭喧：《试论我国刑法改革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第1996年第5期

14、参见曹坚、乐欣：《单位犯罪“自然人化”的司法认定》，载《检察日报》2003年10月7日

15、参见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6版，第155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十一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