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人员引诱犯罪及其法律后果思维导图

依笔者之见，我国刑事侦查实践中发生的引诱犯罪现象，从影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可作为无罪辩护理由的引诱犯罪。这是较为严重的引诱犯罪，认定这种引诱犯罪的前提是：被告人本来没有犯罪意图，其犯罪意念是在侦查人员的劝说、怂恿下产生的。二是可作为从轻处罚辩护理由的引诱犯罪。这种引诱行为通常加强了行为人本来就存在的犯罪意念，或者为那些正在观望、犹豫的行为人提供犯罪决意从而起到“犯罪的导火线”的作用，包括不正常地提供犯罪机会的情形。

上述第一种引诱犯罪，相当于美国普通法上的警察圈套。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32年索里尔斯出售烈性酒案和1958年谢尔曼出售麻醉品案两个判例，警察圈套一经成立，即成为被告人据以作无罪辩护的“可得宽恕事由（excuse）”。警察圈套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设计圈套之主体，必须是警察、其他司法人员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如“线人”）。与国家侦查权没有联系的普通公民如果诱使其他公民犯罪，不能认定为警察圈套，但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第二，在客观方面，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必须实施了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即不仅仅提供了犯罪机会，而且必须以积极的手段去引诱被告人实施犯罪；第三，在主观方面，即从被引诱者（被告人）的主观心理看，他本来不具有犯罪念头，其犯罪意念是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诱发的。

美国刑法上的警察圈套理论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据此，掌握刑事侦查权的国家有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如果实施了积极的引诱行为诱使被告人产生犯罪意念，从而导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该种引诱行为可以作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理由。这种辩护理由实质上只需要两个条件予以支撑：一是引诱方的主体条件，即诱使者必须是握有刑事侦查权的国家有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二是被引诱方的主观条件，即被告人的犯意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是受到特情引诱之后产生的。当然，人的主观心理不可能一目了然，也不能依赖于行为人本人的“如实交代”去判断，必须通过引诱行为的具体手段、被引诱者的个体资料、双方的互动情况等一系列客观表征来综合判断。

可作为罪轻辩护理由的引诱犯罪，不以被引诱者事先无犯意为构成条件，但与正常、合理的侦查手段是有区别的。这种引诱犯罪辩护理由的成立也要求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实施引诱行为的主体必须是拥有侦查权的司法人员或者其代理人；二是引诱者必须有具体的主动的引诱行为，包括不正常地提供犯罪机会的举动。若侦查人员只是消极、被动地对待犯罪的发生而不设法制止，不属于引诱犯罪。美国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在克鲁丝案中认为，当警察的行为遵循以下两个规则时，不得作为行为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理由：（1）警察的行为是为了防止正在进行的特定的犯罪行为；（2）利用特定合理的手段逮捕正在进行犯罪的人。关于这一点，实践中争议颇多的是何谓“合理的手段”以及何谓“不正常地提供犯罪机会”等。其实，对这些用语的不同理解，正体现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例如，警官在贩毒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假装吸毒分子来回走动，被告人丙来到现场，主动问警官：要买海洛因吗？丙立即被警官拘捕，并从其身上搜出携带的海洛因200克。此例就被认为是合理的拘捕手段，而不属于不正常地提供犯罪机会。相反，假如是警官首先提起犯意的，就存在着具体的引诱行为，被引诱者可将此作为从轻处罚的辩护理由。

因侦查人员的引诱而走上犯罪道路的行为人，可以从轻处罚甚至可以认定为无罪，其理论根据在西方社会是十分复杂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取得平衡的原理。展开来说，理论要点有：第一，限制警察权力的需要。警察的职责是制止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因而警察无权引诱公民犯罪，也无权为犯罪提供机会；第二，维护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的需要。警察设计圈套诱使公民去犯罪，实质上警察是在教唆犯罪，但因为他们是警察而不受处罚，只处罚犯罪的公民。这样，对于落入圈套的公民来说是不公正的，也破坏了他对法律秩序的信仰；第三，维护正当程序的需要。这就是说，运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罪的依据。

以上论点，对于我国司法实践而言未必都适当，但至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我国立法若能对侦查人员引诱犯罪的法律后果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必将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在现行刑法修订研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刑法修改小组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提出“有必要规定因诱使犯罪而犯罪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惜这一建议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