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必要性条件把握不严的原因思维导图

我国实行的仍是“犯罪控制”刑事诉讼理念，在诉讼构造上属于“各管一段的”诉讼阶段论，其中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源头，负责收集绝大部分证据材料，无疑成为诉讼进程的重心与关键，侦查机关必须有与其繁重艰巨的取证任务相适应的强大权力。因此，公安机关有权将犯罪嫌疑人进行长时间的审前羁押，这也是有效突破口供从而获取其它证据的的便利途径。

在实践中，取保候审存在脱保成本低，犯罪嫌疑人逃避、妨碍刑事诉讼的风险，甚至发生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再违法犯罪的情况。对于外地人取保，要么无法提供保证人，要么保证人自身需要别人保证；至于保证金，如果数额大，嫌疑人无力承担，如果数额小，又难以起到保证作用，即使勉强取保，通常存在联系困难，不能及时到案，影响侦查工作效率等弊端。监视居住由于操作困难(外来人口许多本身就没有固定居所)，在实践中往往演化成在宾馆羁押，成本过高，执行机关还要时刻监视被监视居住人的人身安全。因而公安机关倾向于逮捕后送至看守所羁押。

公安机关对刑侦大队和派出所通常以拘留数、逮捕数等量化指标进行业绩考核，特别是提捕案件不被批捕后，办案人员也不会因此而被扣考核分，这就会导致部分办案人员选择“构罪即报”，甚至某地公安交通管理局为了加强案件质量管理，要求所有死亡一人以上的交通肇事案件全部报捕，由检察院把关，为案件多设一道关口，而无视嫌疑人被不必要的羁押问题。

对于不捕的案件，检察院设置了层层审批程序，先由承办人建议，科室内部讨论，科(处)长审核，分管检察长签批，有的还要向检察长报告及上检委会讨论，需要向侦查机关出具不捕案件说明理由书，程序复杂。而批捕案件的程序则相对简单，部分承办人为了“省事”，倾向选择作出建议批捕决定。

《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列举的六种有逮捕必要性的情形都是如上所述“可能”的情形，只能通过相关间接证据的分析来推断，如：犯罪嫌疑人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司法机关由于人力所限加之缺乏中立的社会专业调查机构，一般较难收集。

[1]《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