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前羁押标准解读思维导图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自由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是不可剥夺或转让的自然权利，根据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的法律就是用来保护人的自由的。”{1}同时，英国另一位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一书中亦认为：“天赋的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使用他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2}我国学者张文显亦认为：“自由是一种价值。因此，对公民自由的任何限制，无论是通过直接的刑法，还是通过其他的法律，都要说明限制自由的理由和条件。这不仅仅是向法律哲学家们提出的抽象问题，而且也是每个民主国家的立法者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棘手的问题。”{3}总之，这些学者、哲学家关于自由论断的核心就在于：人生来是自由的，自由乃是人所具有的天然权利，是人的天性的体现，欲剥夺公民的该项权利，必须有法定的理由。另外，英国利敦(Ludon)大学教授约翰·皮兹(John Pitts)亦言：“在审前程序中，法官的任务不是如何来剥夺或限制这种自由，而是如何保证这种自由的实现及使这种自由的行使符合公众的利益。”{4}而审前羁押标准的确立，目的即在于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借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同时，赋予公民救济性的条件，以此抵御公权力的侵犯。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会休止……，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5}因为，权力的过分集中意味着权力的滥用。任何机关或个人拥有过于重要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因此，立法机关应将重要的权力尽可能地分离，避免其集中于某一机关。审前羁押标准确立的实质即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明确审前羁押的适用条件，借以限制司法机关适用该项权力的范围，避免其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专断行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权利遭到不应有的损害。因为，如果审前羁押的标准不明确，即意味着在此问题上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合二为一，意味着司法机关在审前羁押适用中的自我授权，自行制定审前羁押的适用标准。因此，制定审前羁押标准的权力必须由立法机关行使，司法机关不得僭越。而司法机关在决定是否羁押时必须遵循立法机关制定的具体标准，以此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衡机制。

(一)从适用原则来看，审前羁押的适用只是一种例外，不应成为普遍现象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审前羁押的适用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行使追诉权的检察机关及公安机关享有审前羁押的决定权，缺乏司法权的外部制约。目前，《刑事诉讼法》将刑事拘留和逮捕的决定权、批准权分别交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并寄希望于检察机关能通过审查批捕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但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履行控方的举证责任，其证据来源则是公安机关的工作成果，二者于追诉犯罪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一致性，这种监督制约效果可想而知。对于公安机关无节制地使用审前羁押手段，导致违法羁押、超期羁押频繁发生，检察机关或是无可奈何，或是视而不见。而依据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作出有罪裁判之前，其在法律上始终处于无罪地位。这一法律推定必须在公诉方提出充足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之后才能被推翻，对于一位法律上无罪的公民立法不应随意剥夺其人身自由。同时，审前羁押的目的应当是程序性，而不是实体性，尤其不能演变为一种积极的惩罚措施。这是因为，根据现代法治原则，无论刑事诉讼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多么重要，亦不能将那些受到刑事追诉的公民仅仅视为国家惩治犯罪的工具和手段。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有义务保持公民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使得惩治犯罪与保障个人自由的双重目的都能得到兼顾。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审前羁押的目的定位于程序保障方面。所以，我国应在宪法及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非原则上适用。

在我国，审前羁押实际包括拘留及逮捕两种强制措施。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的适用标准相对比较具体，而逮捕的标准则显得较为模糊。现行刑诉法所规定逮捕的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首先，就逮捕的证据要件而言，司法解释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一是“对有证据证明”当中的证据无数量要求，同时，对于每项证据的证明力亦无提及，造成司法实践当中逮捕适用的混乱。二是该项证据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立法没有规定，致使适用主体对审前羁押事实的认定存在困难。实务当中出现错误羁押、超期羁押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其次，我国审前羁押罪疑的证明标准过低。七九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逮捕的证明标准是“主要事实已经查清”，而现行刑诉法规定的证明标准则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不管是主要证据还是次要证据，是一项证据，还是多项证据，只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可实施逮捕。至于证明标准达到什么程度，立法未做具体规定。总体而言，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逮捕证明标准低于七九年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因此，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角度分析，我国审前羁押的证明标准均应予以提高。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就犯罪事实而言，应达到基本犯罪事实清楚;(2)就证据要件来讲，应达到基本犯罪证据确实;(3)就犯罪指向来看，应达到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

为增强审前羁押的可操作性，应对其适用“必要性”的内涵进一步明晰。在我国，审前羁押的首要目的是收集证据，而不是避免妨碍刑事诉讼的进程，此有悖于审前羁押的适用理念。其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由此可知，在我国预防再犯羁押的标准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对于何谓“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立法未做进一步的规定。就预防再犯而言，其可操作性并不强。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审前羁押“必要性”应进一步明晰，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根据一定的事实，可以确定被指控人有逃跑、隐藏等逃避诉讼之危险，(2)根据被指控人的行为，其可能毁灭、变造、隐匿或者伪造证据，或以不正当方式向共同行为人、证人及鉴定人施加影响，或让其他人去实施该类行为等。(3)就预防再犯而言，主要考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惯犯、累犯，还是初犯、偶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在当地有无固定的住所、稳定收入来源等;另外，还应关注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及归案后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认识程度等。

【注释】

{1}[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5-36.

{2}[英]霍布斯著.利维坦[M].黎斯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97.

{3}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6. 546.

{4} John pitts. “Bail and Human Right”,Crimal Law Review, 1985(4),p915.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孙立坚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183页.

{6}[德]克劳思科信.德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82.

{7}[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M].北京：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