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能称杭州仲裁完全有误思维导图

1.确认自1999年12月6日起，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娃哈哈集团”)与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或“娃哈哈食品公司”)于1996年2月29日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已经终止;

2.驳回合资公司的仲裁反请求(即裁决娃哈哈集团立即履行《商标转让协议》，办理“娃哈哈”商标转让申请)。

仲裁庭的裁决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真相，对《商标法》、《商标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理解错误或不当，并且与商标转让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惯例严重不符。对于这一裁决，合资公司将依法提出撤销申请。

一、有关《商标转让协议》的效力

(1)根据娃哈哈集团与娃哈哈食品公司签订《商标转让协议》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6条、第9条之规定，“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经济合同就成立”，“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7条亦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仲裁庭认为，娃哈哈集团提交报告是商标转让法律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商标转让申请核准手续的一部分，“不同意转让”的口头答复是具体行政行为，其后果就是转让注册商标没有得到核准。

上述认定和论述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也明显与商标局于2007年9月3日作出的《行政诉讼答辩状》所确认的事实相违背：

(1)根据1996年及1997年当时适用的：(1)《商标法》第25条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及 (2)《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申请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向商标局交送《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一份”。

(2) 《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企业转让其商标，应当符合有关商标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并提交商标转让协议和商标评估报告，报商标局核准”。前述规定表明：对于公众熟知商标的转让，除了应当按照《商标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共同提交《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之外，还需提交商标转让协议和商标评估报告，也就是说只是增加了两份文件的要求，而并没有创设任何一个新的申请程序，所以也不可能构成裁决书所述的“合法有效的商标转让申请核准手续的一部分”。

(3)国家商标局在其《行政诉讼答辩状》中确认，娃哈哈集团1996年4月和1997年9月向国家商标局提交的两份有关请求转让娃哈哈商标的报告“并非《商标法》、《商标法实施细则》及《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所规定的商标转让法律行为”。

以上法律规定及商标局的答辩状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无论从《商标法》、《商标法实施细则》，还是《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之法律规定，以及国家商标局的正式法律文书来看，娃哈哈集团提交两份报告之行为均不构成任何合法有效的商标转让申请。

?商标局“不同意转让”的口头答复不是商标转让审核中的“不予核准、予以驳回”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能产生转让注册商标没有得到核准的后果

(1)根据商标转让所适用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商标局对于转让注册商标申请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予以核准，予以公告”或者“不予核准，予以驳回”两种;并且，根据《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3条之规定，如果国家商标局对注册商标转让的申请不予核准、予以驳回，还应出具法律规定的且必须为书面的《驳回通知书》(非娃哈哈集团所称的所谓“口头驳回”)，并不存在“未同意转让”这样一个具体行政行为。

(2)国家商标局在《行政诉讼答辩状》中已就《复函》中提及的“未同意转让”的性质作出了澄清：国家商标局对娃哈哈集团报告的答复，即《复函》中所称的“不同意转让”，“不同于对商标转让申请的审查决定”。换言之，国家商标局已以书面方式明确了“未同意转让”不等同于商标审核中的“不予核准、予以驳回”的具体行政行为。

仲裁庭认为，娃哈哈集团与合资公司“一致接受”了国家商标局不同意转让商标的决定，导致了《商标转让协议》所设的权利义务终止。这与经四次庭审所展示的客观事实严重不符!

2、从双方历年来相关文件中的文字记录(包括董事会决议和记录)，尤其是双方于1999年5月18日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及年10月12日签订的《修订协议》之明确条文表述来看，双方也从来没有“一致接受”过商标局不同意转让这一口头答复意见(请注意，不是决定)。

3、从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从未就终止履行《商标转让协议》事宜进行过商议和/或作出任何决定，双方也从未对终止《商标转让协议》或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取代《商标转让协议》达成过任何明确的意思表示。恰恰相反， (i)终止《商标转让协议》是娃哈哈集团单方面的要求，而且其首次向娃哈哈食品公司单方面提出该终止要求是在其于2007年6月13日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以及(ii)对于前述终止要求，娃哈哈食品公司已经断然拒绝，并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了要求娃哈哈集团履行《商标转让协议》项下境内商标转让义务的本案之反请求，以及履行《商标转让协议》项下境外商标转让义务的仲裁请求。

4、需要和大家说明和解释的是，在实践中，由于商标转让所需时间很长，为保证受让方对商标使用的权利，转让双方对被转让的商标在办理转让手续的过程中的使用通常都会以许可的方式临时安排受让方使用。这种安排不但可行，也完全合法，且非常普遍。因此，只要相关权利的使用时段不同，针对相同商标的商标许可合同与商标转让协议完全可以并存。而本案中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与《商标转让协议》符合前述情形。

(1)商标局在其《行政诉讼答辩状》中已经明确确认：国家商标局未同意商标转让的答复“并非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既然不可诉，何来诉讼时效问题?

(2)根据《仲裁法》等法律的规定，有关行政诉讼的时效问题，不属于仲裁委员会的审理范围，仲裁委员会无权就此做出任何认定和裁决。仲裁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通过认定行政诉讼的时效来确认《商标转让协议》的终止时间，这完全超越了杭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可做出仲裁事项之范围。

(3)需要注意的是，娃哈哈集团的仲裁请求并没有要求仲裁庭确认《商标转让协议》的终止时间。

(4)即使存在行政诉讼时效的问题，该问题也与本案没有必要的联系。

2、我们认为，合资公司提出要求娃哈哈集团履行商标转让之合同义务的反请求不存在任何超过诉讼时效期限的问题，理由如下：

(2)《合同法》第92条规定了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的 “通知义务”，如果娃哈哈集团认为《商标转让协议》早已终止，其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将合同终止的有关事宜告知娃哈哈食品公司。然而，事实情况却是，一直到本案提起仲裁之前，娃哈哈集团从未向娃哈哈食品公司提出过关于其不准备履行《商标转让协议》项下之商标转让申请义务，以及终止(或解除)《商标转让协议》的要求或主张。

(3)双方在年10月12日签订的《修订协议》第6条规定，“许可合同中所有其他约定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年10月12日签署的《修订协议》重申了许可合同中包括有关“商标转让正在国家商标局办理审批”的约定是保持不变的。

(4)娃哈哈食品公司在收到娃哈哈集团向杭州仲裁委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7年6月13日的《仲裁申请书》后，才知道娃哈哈集团单方面提出了终止《商标转让协议》的要求。在此情形下，对于娃哈哈集团单方面提出的前述终止要求，娃哈哈食品公司已经断然拒绝，并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交了要求娃哈哈集团履行《商标转让协议》项下境内商标转让义务的本案之反请求，以及履行《商标转让协议》项下境外商标转让义务的仲裁请求。

(5)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旧的《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还是新的《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条例》，均未明确规定国家商标局审查核准商标转让申请的期限(包括所谓的“合理期限”)，因而，仅从法律上而言，假设娃哈哈集团在1996年、1997年按照法律规定提交了合法有效的商标转让申请，也存在该等申请一直处于国家商标局的审核过程中、至今未予核准的可能性，更何况通过庭审及商标局出具的《行政诉讼答辩状》，还发现娃哈哈集团根本就没有在国家商标局办理过娃哈哈商标的正式转让申请手续!因此，娃哈哈集团提出的超过诉讼时效之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二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二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

[8]《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条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十七条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