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的伦理学意义及案例思维导图

在伦理学看来，公平是正义的基础，甚至正义在某些场合下就是公平。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即让每个人得到应得的。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

在大多数情况下，严格适用法律判决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能实现公平，因为法律的制定过程本就以公平为原则。但法律的严格适用也可能在个案中造成不公平，这可能出于以下两种差异：(1)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异。法律事实的认定受举证责任、证据规则的制约，在个别情况下可能无法还原客观事实;(2)法律的规则性与具体实践的丰富多样性的差异。法律作为规则具有刚性、滞后性、漏洞性，在特定情况下，难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的、特殊的情况。判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难以在法律规定外考虑个案的公平性，而“调解更多是关注当事人的实际状况和他们的具体要求，往往能够从客观上权衡利弊，寻找较为合乎情理的解决办法。所以，当法律规范的严格援用实际上会带来有悖常理的后果时，调解可以凭藉其衡平功能使案件得到圆满处理。”参见王建勋：《调解制度的法律社会学思考》，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这意味着在调解中，只要调解人员能法理情并重，实现双方利益平衡，就可以摆脱事实的不确定性和规则的僵化性，在个案中腾出更大的公平调整的自由空间。

下面我介绍一起关于对精神分裂妻子扶助的调解案例。在该案中，由于客观事实难以还原，如果判决结案，将无法很好地保障最需要得到帮助的弱者。

【案例】5年前，小杜与小章相依着步入洞房时，怎么也没料到双方的性格差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日后矛盾迭起，小章一怒之下卷起铺盖住回了娘家。以后他俩曾相约见面试图寻找一条谅解的途径，也有热心人从中斡旋想打破眼下的僵局，然而终因话不投机，最后两人还是不欢而散。有一天，小章突然表现出了一种怪异的言行，反常的情况逐日加重。经过一家专科医院诊断，医生慎重地告诉小章的父母：“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病，耗资数万。小章本身没有固定经济收入，如此一来简直是雪上加霜。于是小章起诉到法院，要求小杜支付医疗费以及其他的相关费用。小杜颇感委屈，告诉法官，小章离家时已带走了属于夫妻共有的5万元存款，得知小章发病后，自己又给了她数千元现金，两项相加足以付清已经发生的所有费用，且尚有剩余可以维持继续治疗以及日常生活所需。小章由于病未痊愈，对此已经难以说清，她的父亲则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向法官作了另一番陈述。他承认小章确实拿到过上述两笔钱款，但其中5万元存款用于委托小杜的一位亲属投资一个项目，并且早已交给了这位亲属。

案件虽然不复杂，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小杜对两笔钱款交到小章手上的说法得到了对方的承认，而小章父亲对5万元存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最终的去向却一时无法举证。毕竟这是小章以前告诉他的，而眼下的小章却是什么都说不清了。

一审判决后，小章不服提起上诉，在法庭上双方还是持原先的说法。我审理这起案件时感到：纯从证据角度来看，小杜显然处于优势，因为他的说法已经得到了小章父亲的证实，5万多元钱款已经到了小章手里。小章一方的说法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她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然而我根据自己对法律精髓的理解和数十年审理婚姻家庭案件的经验，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小章父亲的说法已经对小杜的说法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抗辩意见，只是因为限于小章目前的健康状况无法充分举证。如果机械地看待这一问题，认定小章已经有5万元存款在握而对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从法律角度或许没有纰漏，但实际上就有可能给小章的治病和生活造成困难。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小章目前无法举证的现状，把5万元的争议暂时不作处理，小杜先行给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帮助小章渡过难关。至于这5万元，完全可以留待小章病情缓解后再作处理。退一步说，即便他俩最终和好无望，也可以在离婚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并解决，决不会对小杜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于是，我向双方陈明了夫妻之间的扶养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的道理，也分析了这起纠纷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小杜把一定数额的费用交到了岳父的手中。

下面再介绍一个由于调解成功而避免严格适用规则可能造成实际不公平的案例。

【案例】该案为夫妻双方离婚时争夺子女抚养权纠纷。女方提出子女非男方所生，经鉴定，女方所述属实。由于男方没有证据证明女方与婚外异性同居，不构成《婚姻法》上法定的过错赔偿条件，男方的过错赔偿要求在一审中未得到支持。而实际上，女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生子并欺骗男方的行为，过错程度绝不亚于女方与婚外异性同居的过错。由于法律规则的刚性，严格依照法律会产生社会公众普遍认识上的不公平结果。因此在二审中，我以选择进行调解，对女方耐心说服教育，让她逐渐从报复情绪中冷静下来，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最终与男方合理分配了财产，并适当给予男方经济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男方的心理。

在伦理学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就是一种协调美，而调解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群体性事件及涉诉信访事件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倡导调解、积极实施“大调解”后，办理群众涉案信访次数大大下降。2007年3月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适合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应当调解，并重点做好以下案件的调解工作：涉及群体利益，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案情复杂，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且双方都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的案件;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和再审案件”。实践中，我也确实感觉到调解助推和谐的强大功能。对此，可以我处理过的一起群体性液化气供气纠纷案件为例予以说明。

我受理这起案件时，感到此案比较棘手。依法判决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化解双方多年的积怨，如何促使众多当事人服判息讼。因此尽管双方情绪对立，但我仍把调解作为第一选择。我和书记员那天一大早就来到崇明，先召集上诉方用户，实地了解情况，耐心听取他们激愤的陈述，继而又赶至被上诉方公司听取意见，随后再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座谈，让他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这一过程主要让各方通过宣泄平复情绪，并通过座谈形成对话机制，我也一边了解情况一边构思调解方案。等各方当事人说够了，我就开始着重从法理情结合角度客观剖析各方过错。我指出，在市场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况下，用户们要求按原协议供气显失情理;同时又指出公司在经营资质条件上的瑕疵和签订补充协议过程中的违规情况。接着，我从有利于生活、生产的原则出发，提出继续保持双方供需关系，依照市场平均价供气的调解方案。该方案兼顾各方利益，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认可，最终以调解结案。用户们还将公司自愿补偿给他们的3 000元差价捐给了希望工程。通过调解，这起本来可能引发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案件得到了顺利化解。尽管调解的过程很辛苦，但我觉得很值。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从过去主要依附于单位而转向个体化、独立化，一些新的矛盾开始显现。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立。我接触的案件中，婚姻家庭纠纷恰恰反映了这个特点，这类纠纷往往不只涉及单个当事人，还涉及多个社会主体。这种纠纷若处理不好，如符合离婚条件的却不准予离婚、离婚中相关事宜处理不当或不符合离婚条件的却判决准予离婚，则会给男女双方及其子女留下心灵的创伤，小则影响个人幸福，大则影响社会和谐，不可小觑。下面是一个通过调解促使有和好希望的夫妻最终走出婚姻瓶颈，重新生活在一起的案例。

【案例】多年前，我受理了一起一审判离的案件。上诉人张女士在二审开庭前常常给我打电话，一会要求延期审理，一会要求不公开审理，一会又要求单位派代表参加庭审……开庭后我总算明白了，原来张女士觉得夫妻感情还是有的，坚决不愿离婚，开庭前的电话只是其害怕离婚的心理状态的反映。再看其丈夫，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双方的婚姻历程：结婚十年吵了十年，对夫妻和好已经丧失信心了。面对两人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仔细研究了案卷材料，又通过庭审了解了具体情况，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这对夫妻本身没有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情绪。双方有个可爱的女儿。张女士态度之诚恳、感情之真挚，确实表现了她对小家庭深深的依恋。我凭自己的社会经历和职业敏感，找出了他们分歧的症结所在：他们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张女士性格比较急躁，与长辈相处不好，导致夫妻感情受损。

面对双方多年积怨，我将调解和好分为三步走：第一次调解让双方充分地说，并引导双方认识到婚姻频亮红灯的症结所在。整整四个小时，双方怨气一吐而光，主动要求再次安排调解。第二次调解我定了个主题：“如何做个好女婿、好儿媳”，并邀请双方老人参加，由各方对该主题进行务虚。第三次调解由夫妻双方共同商洽如何安排今后和睦的家庭生活，这是在务虚的基础上进行务实。最后，他们从我手中接过了“自愿夫妻和好”的民事调解书，开心地笑了。看着他们依偎着走出法院，我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