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ATT/WTO的若干案例看国内法规实施问题思维导图

加入WTO，就应该奉行市场经济，提倡自由贸易，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而上述这一切又必须建立在完善并不断发展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WTO整合了国际经济法体系，并对各国国内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欣喜之余，更重要的是冷静地审视一下我国国内法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以WTO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为主线，以GATT/WTO的若干案例为基础，剖析国内法规实施中的几个重要环节。

一、从“美国汽油标准案” 看立法目的和立法方法的关系问题。

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可以归纳出WTO机制在涉及国内立法目的和立法方法领域中存在以下基本理念和思维方式：

其次，专家组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将会注意其审查的范围，特别是强调 “(一项国内)措施的构思(或立法目的)与措施的实行是有区别的。”本案专家组在引用了GATT第3条第4款之后，作出了美国相关政策的实施构成了对进口产品的“低优惠待遇”，并且与其立法初衷不相符合，因而无法获得20条g款所赋予的正当性的结论。上诉机构在审理中否认了专家组的观点，认为在据20条g款进行审查时，应仅对措施进行审查而不是措施的实施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的法律结论。严格区分措施和措施的实行是必要的。由此可以推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所柄持的思维方式是：一项措施的合理性并不必然地依赖于其后事件的发生是否符合了措施制定伊始所主张的目的。措施可以被判定为符合GATT第20条的规定，尽管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不合理的损害或妨碍，但只要措施的实施并不构成第20条前言中的“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该措施及其实施就是合理的。

第三、在对第20条中所经常出现的“necessary to”作解释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一致认为，对必要性的审查不是指审查政策的必要性，而是审查进口产品被有效阻止享有国内产品的优惠的销售条件是否有必要，即是否存在一种替代方法可以避免或尽量减少这种歧视。对于替代方法的选择也不应仅凭存在形式上的区别而认定为违反了国民待遇。上述观点意味着，审查的重点将是措施的深层次内容，而不会局限在表面形式上。当然，实施措施一方应当证明实施措施的正当性。当然，如果在具体的案件中，非常清楚的表明在一具体措施在任何实际可能的情况下对措施所提倡的预期目标都将不会具有积极的效果，那么专家组就很容易作出裁定，认为该措施从一开始就不是用作保护管理的，而应立即停止实施。

上述各结论对我国国内立法中目的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启发：

第二、制定法规时必须明确规定立法目的，即该法规的制定对于上述三项的重要意义。同时应强调国内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由其出具的对立法目的的解释和论证文件，尽管一般情况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将没有义务从中寻求相关信息，但当争议涉及的技术性较强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往往会主动从中寻求科学的技术建议(这一点在“海龟案”中得到了专家组的认定)。

第三、法规政策的实施可以以“国内和国外”作为划分标准，但在做作此划分时应有充分的准备和论证，以证明这一划分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并没有在违反第20条前言部分所作的主张。

第四、立法的论证过程应特别注重以书面的形式论证“必要性”，即是否法规中相关措施的制定符合“necessary to”的要求，而不存在其他可行的能够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其他缔约方损害的措施。但无须要求该措施的制定是直接为了相应的立法目的的。

第五、在上述三点的前提下，具体措施的实施如果对有关缔约方造成损失，往往不会被DSB判定为违反了WTO协议的规定，也就无须承担修改国内法的义务。

二、从“海龟案” 看国内法的域外效力问题。

“海龟案”以及在此之前发生的两起“金枪鱼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除了环境主义者和国际贸易界人士的观点相对峙外，还涉及到国内法的域外效力问题。本文中将着重讨论后者。

就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次、从专家组报告的意见陈述和上诉机构推翻专家组报告的裁决所进行的推理和论证中，并不能合理推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美国扩大其国内法律效力范围的行为持否定态度。

专家组认为，“若允许一个成员方采取这样一种措施，即以要出口成员方采取某种政策为条件，才让某种产品进入其市场，那么GATT1994和WTO协定就不再是各成员方之间贸易的多边框架，因为这些协定规定的贸易关系的保障和可预见性已受到威胁。……我们认为，参照(第20条)条文中‘无端的’一词和WTO协定的目的与宗旨，美国这种措施构成了在条件相同各国间‘无端的歧视’，因而不属第20条规定允许措施的范围。”

上诉机构认为，“美国措施虽有资格引用第20条g款，但未满足第20条引言的要求，因此不符合第20条的规定。”

上诉机构首先指出，“第20条虽可引用为一项法律权利，但不得免除或‘取消’权利持有人按总协定实体法规定的法律义务的方式来实行。这些例外若不被滥用，换句话说，属某项例外范围的措施必须合理地实行，就必须兼顾要求例外当事方的法律义务和有关其他当事方的法律权利。”随后，上诉机构又解释道，“在一个成员方引用第20条某个例外的权利，和该成员方尊重其他成员方义务之间必须达成平衡。” 可见上诉机构的态度是：将第20条各款的例外视为GATT1994其他条款所包含的实体法义务的有限度的和有条件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