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现代化是提高司法能力的根本途径思维导图

21世纪的今天，司法无疑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法治之路任重道远。审时度势，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但怎样增强司法能力，如何提高司法水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这些法律人的深思和重视。

(一)司法获得独立的地位。这里的独立具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司法的个体独立(如法官的相互独立);二是司法整体的独立(如法院独立于上级、行政和立法机关)。这是司法本身的品性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制度基础。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早就说过：“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法治的核心在于分权治衡，而分权治衡的重心便是司法独立，有能力制约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正如李林所言：“每个国家，不论它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都必须在立法、行政、和法院之间作某种程度的分权。许多分权制国家都建立在三个层次的行政管理基础之上。瑞士、德国和美国的情况都是如此。特别是一个具有中等规模或者是规模很大的领土的国家几乎很难通过两个层次的行政来统治和管理。这种制度在许多情况下还没有足够地靠近公民”。①也正因为此，分权治衡不仅被视为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法治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基石。

(三)法官职业能力的社会认同。大哲家培根早就说过：“法官应当博学而不只是聪明;法官应当受到尊敬而不只是欢迎;法官应当深思熟虑而不只是自信自满。但只有这些仍然不够，正直才是法官的至德和命脉。”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离这一标准太远太远。我们习惯了孤芳自赏，也失去了法官最起码的尊严。我们一直强调人的奉献精神，但也一直忽视人的职业能力。比如今天，我们依旧提倡废寝忘食的加班法官，病痛折磨出来的英模，而不问其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符合人性的要求，是否产生了积极的职业效果;我们缺少反省，也很少考虑建立符合人性的制度管理模式。以致于我们的文化总是远离科学，远离人性，远离文明。

(四)立法和司法走向社会化。即立法应当体现社会公意，法律文化得到足够重视，法律至上的观念普遍形成，司法终极的地位得到尊重。立法和司法均是一项社会化的活动。就立法而言，它需要立法者具有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立法能力，并在充分尊重社会公意的基础之上，根据正义法则和公共道德依法谨慎行事。诚如张静学者所言：“倘若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立法可以视为社会正义的第一道堤坝，是法治长城的重要基石。”②就司法而言，它需要当事人具有一定的法律文化基础，需要法律至上观念的普遍形成，需要律师的积极介入和律师制度的完善。西方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官为何戴假发，但我们的社会确很少有人知道法官为何穿法袍。因此，立法活动和司法改革绝不能我行我素、与世隔绝。

(五)司法正当程序的严格实施。任何良好的法律都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才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但光有正当的程序而没有保障其实施的机制同样大打折扣。作为司法的唯一产品——判决，应当来自正当的加工程序，否则其产品质量便是值得怀疑的。这既是程序正义的体现，也是实体正义的要求。很难想象主审法官私下与一方当事人吃饭而不叫对方当事人怀疑。正所谓“非正当程序结出的甜果遭人怀疑，正当程序产出的苦果受人青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法官才强调：“程序不公正破坏的是整个机制，实体不公正破坏的是个案，或损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再有，程序不公正不能纠正，而实体不公正可以纠正”。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知道，司法现代化在理念、文化、体制和制度等方面均有着科学的要求。但是无论是司法理念的更新，还是法律文化的普及;也不论是司法体制的合理设置，还是司法制度的科学建构。它都将有助于司法能力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升华和充实。就司法的本性来讲，公正和效率无疑是提高司法能力的切实体现和永恒追求。倘若司法不能体现公正，同时兼顾效率，那么提高司法能力的意愿将美而不实，无从体现。没有效率的司法是违背司法公正的，不能体现公正的效率是背离司法宗旨的。诚如贺卫方教授所言：“无效率乃司法公正之大敌”。④大哲家培根也从司法公正的角度提出：“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正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

因此，要保障现行司法切实提高司法能力，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同时兼顾效率，那么司法必须在理念、文化、体制和制度等方面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具体来讲，我们必须践行现代司法理念，张扬现代法律文化，竭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现行司法制度。这是提高司法能力的制度要求，也是提高司法能力的内在动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司法状况下，法院对于提高司法能力无所作为，也不是说只有司法走上现代化的法治之路后，我们才能实现司法能力的提升。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一切自身可以改进的因素都归结于外部体制或制度的缺陷。

当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司法能力的全面提升，需要制度的科学设置和不断完善，更需要文化理念的普遍更新和不断实践。诚如杨解君教授所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观念的引导与支撑。没有观念的制度就同没有生命的枯枝。在入世的外在推动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只是一种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建设、一种开放式的法治观念的确立。因为观念本身就构成了法治的一部分：法治首先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信法、尊法、敬法、护法和守法的意识、情感和态度。”⑦

(三)法官管理与考评专业化。现代司法的职业特点及其内在规律要求法官管理与考评机制必须是专业化的而非行政化的。因为法官办案具有亲历性、专业性和独立性的要求，担负着实现社会终极正义的神圣使命。然而，现实的法官管理机制与考评机制普遍扼杀了法官的尊严与荣誉，法官在本质上与武官和行政官员没有区别，抹杀了法官和法院其他行政人员的差距与区别，导致法院难以招贤纳士，也难以留住一流的法律职业人才，最终动摇了法院实现社会终极正义的地位，民众对法院的司法能力普遍提出了合理的怀疑，社会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也产生不信任。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政治文化”在法院的过度张扬。表现在法官被冠以行政级别，强调领导与服从;法官晋升偏重政治思想，强调“政治大局意识”。二是法官配置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法官的编制管理是沿用行政人员的编制管理机制，主要受地方政府控制。这样一种法官编制管理机制，既没有充分考虑法官职业特点与规律，也没有以法院每年所结案件数、所辖面积、人口分布情况、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支付能力等综合因素作为法官配置依据，更没有在此基础上科学的按照法官和后勤行政人员的一定比例来配置法院后勤行政人员。加之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失效，法官并没有什么荣誉感，这样一来，有些地方法官不堪重负，只得没有审判职称也办案，甚至想办案的都可以办，办案的和不办案的都一样，极大地阻碍了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