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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何要异见》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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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何要异见》书籍内容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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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社会因何要异见》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引言、从众与异见

一、从众、异见与信息

从众的原因

1.社会认同感

人们通常倾向于认同并遵循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这样可以更好地融入群体,获得安全和认同感。

2.信息传递

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倾向于相信大多数人的观点和行为,以降低错误判断的风险,他人的决定往往能够为我们提供较好的信息。

3.提供方法与路径

做他人已做之事,可以做到最好。

从众的危害

所需信息的缺失

组织机构等的损失

暴力以及压迫的产生 → 造成社会的动荡以及政治的崩塌,对国家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异见的代价

持异见者会使他人收益,而自己却并不受他人的待见。

有时甚至会付出更高的代价,比如进监狱,被杀死等等。

(大括号)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想要健康地运行和发展,就应当有异见者。(箭头)而为了让人们愿意说出异见,就应该出台一些保护的政策,降低甚至消除上述的代价。

辩证的说明

并非所有的异见都是有益的,我们要拒绝废话和谬论。

有时,我们并不会去思考那些常用的理论正确与否,因为我们总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

保护异见的方法

言论自由

由多个政党控制重要机构

异见的价值

异见能够让社会更加多元化

在战争时期,异见可以带来胜利的力量

在和平年代,异见有利于政治和法律的进步,能够让社会健康发展。

二、两种影响与三种现象

两种影响导致三种现象的发生。

两种影响(影响个体信念与行为的两大因素)

① 他人言行中所传递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具有权威、较为专业或是与我们相似的人所传递出的信息。

② 人类普遍存在的得到他人好评的愿望。

三种现象

从众

社会流瀑

社会流瀑由时间而产生,最终可能使信息缺失,导致灾难的发生。

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由协商讨论产生,进而出现更为极端的现象,这会导致极端主义和暴力的发生。

三、转变、震动与法律

异见可以成为重要的矫正器 = 异见能够促使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少有异见的原因

出异见者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可能会遭到打击。

政府等一些机构的政策转变也会收到从众的影响,社会压力会导致从众。

异见可以在短时间内、很容易地让事情变得不同,使社会的发展路径产生改变,这便是异见的重要作用。

第一章、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的原因

要区分难题和简单问题

三点主张

① 自信和坚定的人更容易影响他人

② 人们对他人的一致意见几乎没有抵抗力

③ 外来群体影响力小而同属于我们的群体影响力较大

一、困难的问题

穆扎费·谢里夫的从众实验

目的:

解释针对困难问题的从众现象。

现象:

这场实验里,在逐个调查时,受试者们的答案互不相同,然而当按小组行动时,大家的答案都趋于相似。当实验中增加了一个简答且自信的发言者时,大家倾向于听从他的判断。这里论证了作者上述的第一个主张。

解释:

这是由于他人判断所产生的信息性影响,当我们自己不能确定时,就会很轻易地去相信那些坚定自信或是专业的人所带来的信息。当然,这样的实验结果,也会在道德、政治及法律问题中产生。

限制:

当那个坚定且自信的发言者来自外部群体时,人们便不大会相信他。这里论证了作者上述所说的第三个主张。

集体保护主义

解释:群体倾向于遵守已制定的规范,即使群体成员改变。一旦某种惯例已被确立,它就可能成为永久的,即便没人能指出它有任何特别依据。这便论证了作者上述的第二个主张,也就是内部群体的影响。

二、容易的问题

所罗门·阿什的实验

现象:

在这场实验中,一开始,大家的答案都是正确且一致的,但当后面有人故意说出错误答案时,大多数受试者至少有一次顺从群体的意见。若受试者们自己单独决定,那么就几乎没有人犯错;若受到群体压力,那么就将近有一半的人会犯错。

不同的国家不同结果:

具有“从众”文化的国家中犯错的人略多于具有“个人自由主义”文化的国家。

但是,整体的模式和从众的趋势是没有太大差异的。

结论:

在阿什的研究当中,有不少人是独立的,但大多数人至少有一次会从众。

三、诱因与谬误

让人忽视自身感知到的明证的两个诱因:

①信息

有时,他人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会让我们改正之前的做法,认为我之前是错的,而他人的信息是正确的,信息带来的转变是主动的。

② 同侪压力

同侪压力有时会让我们被迫作出违心的选择,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但迫于压力而不敢说出,这带来的转变则是被动的。

通过阿什的研究进行解释

阿什提出,人们从众的倾向如此之强,会使社会进程遭到破坏。

作者强调人们不愿提出异见,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受到打击,因此他们要么承认自己是错的,要么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以坚持自己正确。往深处去想,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会发生在许多道德、政治和法律的判断当中。

四、官员的从众:一瞥

政府、政治当中的从众现象

以美国的法官为例

当共和党法官和两个民主党法官在一起时,共和党法官会表现出自由主义的转变;

当民主党法官和两个共和党法官在一起时,民主党法官会表现出保守主义的转变。

现象原因:

持异见者所提出的异见显然不会使结果发生改变,那么持异见者还不如不表达出自己的异见,否则很可能会给自己招致不利。

结论:

因此,在政治活动当中也要防范从众带来的危害,保护持异见者。

五、如何提升(或降低)从众

① 金钱:

做对便能给钱

为了提高自己的正确率,人们做简单的任务,从众率会明显降低,相反地,若是做较难的任务,从众率就会大大提高。

物质获益的重要性会超过同侪带来的压力。

② 规模:

规模的大小会影响从众率的高低,规模增大,从众率一般也会随之提升。

只要至少存在一种清醒意见,从众性和失误都会显著减少。比如电影《十二怒汉》,唯一的一个持异见者最终扭转了整个陪审团的意见。

群体成员之间社会关系与情感作用的情况:以亲密的情感关系为纽带会影响组织的决定,不利于其发展。

③ 群体认同(影响很大):

群体成员的身份至关重要。外部群体成员的影响较小,而内部群体成员的影响会很大。

公开发言的从众概率会高于私下意见中的从众概率。

现实中人们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因为害怕受到风险和压力等等。

但沉默会导致损害,因此要建立监督和制衡机制,让人们愿意发表异见。

六、少数人的影响

少数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少数人在公开场合的影响可能很小,但他们在私底下的影响会很大。

多数人导致从众而少数人引起转变

人们遵从多数人的,但他们内心并不真正信服多数人,反而会被少数人所说服并信任少数人。

因此,少数的持异见者要遵从自己的本心,只要保持坚定和自信,就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别人。

七、电击实验

目的:

论证专业人士的存在对于从众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专业人士会大大提高从众的概率,这一结果也解释了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让我们理解大屠杀发生的原因。

现象与解释:

受试者们对于所谓专业人士的服从几乎是盲目和无根无据的。

但当实验中有人反对实验者时,其他受试者便会纷纷效仿,这便是同侪违抗的力量。

总结:

当一种道德状况尚不完全清晰时,大多数人将会受到看起来是专家的人的影响,并且能够权衡相关的风险。

但专家可疑的道徳判断被提出自身道德判断的有理智的人反驳时,大多数人就不太可能听从专家。

八、警察与供述

普通民众在面对官方人员时,可能会因为受到权威和专业人士的压迫,而说出他们想要听到的话,尽管是不正确甚至违心的。

这就会产生虚假供述。

因此,国家政府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来防止错误供述,严禁刑讯逼供,这对于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至关重要。

第二章、守法与违法

聚焦法律阐释从众效应对于人们守法与违法的影响

现象:

某些法律鲜有违反,而有些法律的违反却很常见。

问题:

① 人们何时有法即依

② 何时需强力执法

以停车为例,大多数人都不会违反停车相关的法律,因为违反这项法律极易被他人所发现并受到阻止和批评。

关于法律的表达功能的学术讨论

经济学家和经济导向的法学家角度:

倾向于强调两个变量,即惩罚的严厉程度和惩罚将被实际实施的可能性

这类学者认为更严厉的惩罚以及更高的侦查和逮捕的可能性会增加守法程度,简而言之,他们认为严酷的威慑能够让人们惧怕从而减少违法的可能性

(大括号)作者观点:作者通过以色列不对恐怖分子施以死刑的惩罚来证明了严酷的惩罚很可能不会减少违法,反而会增加违法程度。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角度:

强调变量是人们是否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这类学者认为,人们认为法律实体公正,服从就会增强。

(大括号)作者观点:作者认为人们在觉得法律并不公正大情况下也可能会遵守法律,这可能是因为害怕受罚或是不想令他人失望或触怒他们。

利用从众的观念提出三点主张:

① 明确的法律规定具有表达和导致服从的功能,因为这些规定既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也告诉我们别人想让我们做什么。在此类情形下,即使没有强制实施,我们可能也会守法。

② 在违法行为非常容易暴露时,法律表达可能最有效。与暴露可能性有关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招致他人的愤怒。

③ 如果违反者是亚群体的一部分,该亚群体会奖励或至少不惩罚不服从行为,此时法律表达可能不太有效。

若周围的人违法,那么违法行为会蔓延,这其实就是受到了从众效应的影响。

一、法律作为信号

提出观点:

法律并未被充分实施,却仍被自觉遵守。因为法律具有表达功能,能够做出表达,并且仅仅根据那些表达就能产生效力。

原因:

法律提供了两种能够导致从众的重要信号。

① 如果法律由基本理性的人制定,并且禁止某些行为,公民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此种行为是有害的且着实该被禁止。

同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米尔格兰姆的实验,都强调了人们对于专业人士的不可避免的信任。

② 当法律禁止某些行为时,公民就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他公民同胞也认为此种行为当被禁止。与此同时,同一群体及周围人们的行为和意见的影响极大,使我们更容易信任。

关于禁烟的地方性禁令的经验主义研究

这种在公共场所的行为极易被察觉,并且还冒着民愤的风险,因此人们很少违反此类法律规定。

当然,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需要符合社会发展,适度超前而又不脱离公众当前价值观。

法律保障:

以法律为后盾,人们会更多地去履行并投诉相应的违法行为。

民主vs专制:

在民主国家,法律更易被实施,因为民主国家的法律反应了大多数人的意志。

在专制国家,法律则需要通过暴力和恐吓让人被迫履行,因为专制国家的法律仅仅代表了专制者的意志。

辩证看待:民主国家也可能存在强加到法律,民主国家也并非是完美的。

二、为什么,什么时候

常态管理何时无需强制行为即能奏效,又何时失效。

公民可能会考虑的因素

1.实施的可能性

2.一旦实施,惩罚的程度

⭐3.违法的声誉代价(因为如果被他人厌恶或排斥,人们就不太可能违法)

⭐4.违法的声誉收益(因为如果将因此受到赞赏,人们就更可能违法)(大括号)声誉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容易暴露、易于被察觉到的违法行为较少,而不易暴露和察觉的违法行为较多。后者就需要强制行动才能奏效。

5.服从的固有收益(拒绝吸烟可能会有健康收益)

6.服从的固有代价(吸烟可能异常愉快,反之非常不快)

在受到亚文化群体时,法律的权威会被参与违法的那些人都权威超越,这种情况也需要强制行为。

三、赢得顺从,实现服从

解决违法行为不易暴露而又广泛蔓延的困境的方法:

以赢得顺从来实现服从

对从众效应的应用

许多情形中,仅仅让人们知晓遵纪守法的人比例很高,即会促进守法。

例子:募捐活动、纳税、酗酒和环保计划

心理解释:人们总是会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当我们知道做这件事的人很多时,我们总会不约而同地也这样做。

四、废止原则

有些法律是需要废止的,比如那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完全脱离现有社会价值的法律。

例:康涅狄格州规定禁止婚内使用避孕药的法律

这种法律自然不会得到广泛的遵守,因为它不再反映公民当下的价值取向。

因此,我们需要废止原则来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先进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且只有先进的上层建筑才能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第三章、群来群往

提出问题:

人们群来群往的习惯现象

社会影响如何产生社会流瀑——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流瀑的影响

流瀑会影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我们总是会基于他人所传递出的信息做出相同的判断和选择,流瀑就作用其中。

司法中的流瀑:

司法先例会导致流瀑。

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应当较为常见,因为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正式法律渊源。

法庭不是基于独立的判断而是基于其他人已经做出的已知判决来进行裁决,这就有可能导致不公。

评价:

作者认为,流瀑既不算好也不算坏,它能使人们做出极好的决定,也能让人们走向错误或不正当的道路。

一、信息流瀑

在信息流瀑中,人们倾向于依据别人所传达的信息而非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作出判断。

通过一个“医生们决定是否开处方”的例子论证了信息流瀑产生的可能性。

当然,这种现象会产生严峻的社会问题。在医疗领域中,信息流瀑很可能会对病人的生命健康产生威胁。同样的,在其他领域亦是如此。

先例性流瀑:法院的判决会受先例的影响。

因此,法院要警惕之前其他各法院的一致性认识,要反映自己的自主行为。

合理性和错误:作者认为参与者们完全理性,但多数人都会被流瀑所影响。这时,观察者也会误以为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随后,作者以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说明了信息流瀑会造成一种严峻的出错风险,因为信息的缺失,我们只关心和注意大多数人关心和注意的事情,我们受到了别人的信念和选择的影响。因此,流瀑会造成很大的误解。

实验证据:作者讲述了容器实验,以此论证了流瀑现象经常发生,并且会导致错误。

四点启示

① 人们经常忽视自己掌握的信息而听从前人提供的信息

② 强调了信息充分的重要作用(大括号)前两点说明了信息的重要性

③ 说奖励团体的正确决定会减弱流瀑

④ 奖励一致的决定会提高流瀑和错误。(大括号)后两点则说明了奖励机制正确的重要性,也就是政策正确的重要性。(大大括号)但不论如何,这些都反映了异见的重要性,异见能够减少流瀑现象的发生,让人们从偏离的轨道走向正轨。

行为、交谈和结果:跟从者们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来获得信息,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当他们通过交谈知道了原因以及更多的信息之时,就能够作出更为正确的判断,或许他们会不再跟从。然而,作者认为交谈中的信息并不总是充分的。信息的不充分会让人们缺少信息,进而受到流瀑的影响。

提醒:注意预知结果都机会并不会完全避免坏的流瀑。

二、流瀑和异见

降低坏流瀑的风险的方法

重点在于信息的掌握程度,也就是说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可能减少流瀑现象的发生。

潮流引领者和信息丰富的流瀑阻却者:

对于引领者,每个人的影响力不同,一个人有声誉或是较为专业的人所传递出的信息会更有分量,更易受到跟从者的追随。对于跟从者,他们自身所掌握的信息是否超出他人的信息决定了他们是否会进行追随。拥有丰富信息的跟从者能够阻止原有流瀑,开启新的流瀑。

强权领袖:

强权领袖的存在易于引发流瀑,因为他们很可能会惩罚异见者和说真话的人,这时候流瀑极易形成。

多数规则:

奖励集体而非个人做出的正确结果。在这个规则之下,人们会更愿意把自己实际知道的信息告诉别人。于是,流瀑现象就大大减少了。

赞扬异见:

让人们敢于说出自己不同的想法和掌握的信息,能够阻却流瀑,减少流瀑的发生。一个为个人向群体提供信息创造激励的体制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关键就在于如何确保群体成员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大家。

减少坏流瀑的方法:

人的作用

好的潮流引领者

信息丰富的流瀑阻却者

减少强权领袖

政策体制

多数规则体制

赞扬异见的激励体制

问题:

为何会有那么多理性的人接受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

第四章、邻居们会怎么想

一、情感,群体认同和压制异见

情感、友谊和团结等因素如何在群体内造成对异见的压制?这种压制如何导致群体走向错误的决策路径?

一个由情感紧密联结的群体,比如家庭、投资俱乐部或其他社会组织,往往容易陷入错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员们出于对破坏组织团结或违反内部规范的顾虑,往往会抑制表达反对意见的意愿,甚至不愿意提出与群体主导意见相左的观点。

具体案例包括美国国会和参议院中的议员们,其从众行为并不完全基于对议案本身正确性的判断,而是出于社会压力和政治策略的考虑。

从做出正确决定的角度出发,一个群体应当鼓励信息充分的成员按照自己的独立判断行事,而不是简单地顺从他人。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组织和群体过于注重维护表面和谐,导致从众成为常态,尽管这可能牺牲了最优决策结果。

异见并非总是有益,但在某些关键时刻,特别是关乎战争正义性等问题上,表达异见虽可能暂时破坏社会团结,却是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过程。

二、多重无知与自我审查

多重无知:

个体因为害怕表达自己真实看法后可能招致的负面评价或惩罚,而选择保持沉默,结果是大多数人对其他大多数人的真正想法一无所知,进而每个人都根据他们误以为的他人立场调整自己的言行。

普遍存在的例子:

如战时环境下,士兵和普通公民出于维护团结和避免成为异端的考虑,可能会隐瞒自己对战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质疑。

在日常生活中,大学校园里的非洲裔学生因担心遭受同伴误解而不愿与不同种族的同学共餐。

政治、文化领域的议题上,人们害怕触碰禁忌话题而选择沉默。

声誉流瀑和信息流瀑相互交织,加深了多重无知状态。

强调自我审查的社会损失,包括在战争中的战略失误、族群关系的恶化,以及决策质量的下降等。

当从众的压力强于对真理的追求时,流瀑效应可能导致群体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而打破这种流瀑的关键在于鼓励异见者发表意见,尤其是那些基于理性判断和证据支持的异见。

突出了言论自由在对抗自我审查和多重无知中的核心价值,认为有效的言论自由机制可以帮助揭露错误、提高决策质量,并促进社会进步。

虽然异见需要适度,以免产生过多噪音干扰决策,但恰到好处的异见对于改进社会决策、防止社会失调具有重要意义。

三、披露者、异见者和反对者

主要探讨:在社会决策和信息交流过程中三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及其区别与价值。

区分概念:

披露者:是指那些分享自己所掌握的准确信息和真实想法的人,这类人在群体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提供的信息对整个群体都有益,有助于群体做出最佳决策。

如同《皇帝的新装》故事中小男孩揭示国王并未穿衣服的事实,披露者揭示了大家忽视或未意识到的真相。

在鼓励多数型的容器实验中,这种行为应当受到奖励,因为它们增加了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积累。

反对者:并不一定基于准确的信息或事实,仅因为与他人意见不合便要求获得奖励。

作者指出,反对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并无实质性贡献,他们的言论如果没有基于坚实的理由,很可能得不到重视,甚至被认为只是为了唱反调而反对。

当反对者习惯性地反对一切主流观点时,他们的行为可能减少了流瀑效应,但并不一定能减少错误的发生,反而可能增加决策错误的概率。

另一种类型的异见者:他们并不直接披露新的事实,而是提出被公众讨论忽视或遮蔽的观点。

这类异见者可能提出诸如动物权益、宗教活动、社会公平等议题

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基于全新的事实,但能促使社会对既有观念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

(大括号)总结: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异见者,他们的存在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发声有助于打破流瀑效应带来的集体错觉和盲从。

辩证:然而,异见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要在保证信息质量和决策效率的前提下适当引入,以达到修正错误、完善决策的效果。

做法:社会需要一个既能尊重个体表达自由,又能有效筛选和整合信息的机制,以便在从众与异见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错误决策和社会风险。

该节内容核心:

通过对披露者、反对者和其他异见者的辨析,说明了异见在社会决策中的复杂角色,以及如何在兼顾社会秩序与异见表达之间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异见的价值,同时防止不良信息流瀑和从众心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

四、奖励

主要探讨:

奖励机制如何影响社会中的从众行为和异见表达?

不同类型的奖励如何导致流瀑效应的增强或减弱?

这对社会决策和真实信息流通的影响?

容器实验变体:

展示了经济奖励如何诱导人们更倾向于与多数人的选择保持一致,即使这些选择可能并非基于正确信息。

实验中,参与者若做出与多数人相同的选择,会得到更高的奖励,反之则会受到惩罚。

结论:奖励机制可以显著增加流瀑现象,促使人们在公开场合表达与内心真实看法不同的意见。

在真实世界中,对从众行为的奖励形式多样

直接的经济奖励

社会接纳感、避免被排斥感

职业晋升机会等(大括号)无形的奖励

区分不同类型的异见者:

① 强调披露者(即基于准确信息和真实想法发声的人)的价值,认为他们应该受到鼓励,因为他们的发声有利于群体了解到被忽视或掩盖的真相

② 反对者,仅仅因为不同意他人就期待得到奖励,则可能对决策质量提升帮助不大,甚至有时会增加决策错误

在不同情境下,针对从众行为的奖励程度会影响流瀑效应的强度:

当决策正确性对个体福祉至关重要时,流瀑不容易发生

当与他人保持一致能得到高额回报时,流瀑现象难以避免

(大括号)总结:设计奖励体系时,应当谨慎对待对顺从他人的激励,以避免流瀑效应对正确决策的负面影响。

需要在保护个体权利的基础上,建立适当的奖励和激励系统,鼓励信息披露和真实意见的表达,从而促进社会各层面的知情决策与进步。

五、多少异见?

异见在社会决策和信息交流中的作用?

√ 积极:异见对于提升决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可以提供多样化的视角和信息,有助于纠正流瀑效应带来的潜在错误。

× 消极:异见并非总是有益,它也可能损害社会关系,增加决策的复杂性和成本,尤其是当异见者提出的观点缺乏理性和实证基础时。

衡量异见合理度:需要权衡决策成本与决策失误的代价。

在一些琐碎事务上,遵循流瀑效应、保持一致性可以降低决策成本

但在重大决策中,一味从众将极大地增加犯错的风险。

这时,识别和鼓励来自专业人士或具备可靠信息来源的异见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提出的意见更有可能导向正确决策。

如果异见无序增长,可能出现“噪声”风险,决策者可能被大量无用或矛盾的信息淹没,从而无法有效辨别有价值的异见。

因此,对于异见的表达应当设置某种门槛,从众压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筛选和过滤作用,使得真正有裨益的异见得以呈现。

异见者的态度和决心也是评估异见价值的重要指标。

那些冒着巨大个人风险站出来的异见者,往往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有时能够赢得大众的支持

比如纳尔逊·曼德拉,他的坚持最终改变了社会观念

人类的“有限理性”特性:

可能加剧流瀑效应,因为人们常依赖启发式思维和存在偏见的认知方式,这给异见的管理带来了额外挑战。

因此,法律和社会实践应当允许自由发表异见,但同时要采取措施抵制荒谬、极端和有害的异见,确保社会既能够鼓励有价值、有建设性的异见,又能防止异见滥用导致的决策混乱和社会动荡。

本节核心:

提倡在社会中建立一个既能尊重合理异见,又能有效防止流瀑效应和噪声干扰的平衡机制。

六、超越经济人

探讨:

人们在做决策时不仅基于理性经济原则,还受到社会心理因素和有限理性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导致了流瀑效应的产生和加强。

使用“可得性启发法”:

定义:人们在判断某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重要性时,会根据记忆中相关事例的轻松回忆程度来做决定,而不是基于客观概率或数据。

举例来说,媒体对某些罕见但引人注目的事件(如鲨鱼袭击、校园枪击案)的大肆报道,引发了公众对这些低概率事件的过度担忧和相应行动,这就是“可得性流瀑”。这种现象的形成不仅与信息传播有关,还受到社会声誉和不愿反驳错误信息的心理压力影响,导致人们即使知道某些担忧是不必要的,也可能保持沉默。

可得性流瀑在多个社会现象中起着重要作用,比如自然灾害保险购买行为、公众对特定风险的关注(如疯牛病、校园安全)以及对政策或法案的支持。在这些情况下,从众压力和社会互动共同导致了流瀑效应的扩大,有时会使人们关注并采取行动对付一些实际上不太重要的问题,而忽视了更大的风险。

声誉压力对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决策和法律体系中。

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会顺应大多数人的意见或权威人物的看法,因为不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选举前景和个人声誉。

这种从众行为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还反映在对和谐和团队精神的追求上。

因此,即使有人持有不同意见,也可能因为担心社会和法律的制裁而保持沉默,从而无法有效地阻止错误的流瀑效应。

七、什么是可得的?

探讨:“可得性启发法”如何在社会认知和决策过程中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启发法与信息传播和声誉压力相互作用导致的“可得性流瀑”现象?

人们对事物“可得性”的感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受到社会交互作用的直接影响

例如,媒体对鲨鱼袭击和年轻女孩遭绑架等个别突出案例的报道,会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和恐慌,即使这些事件在统计学上的实际风险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声誉压力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人为了避免被认为是冷漠或无知,不愿意公开质疑或纠正这些被放大的风险认知。

这种倾向导致了错误信息的持续传播和放大,形成了“可得性流瀑”。

在不同议题上,人们基于自身的信念和倾向性会选择性地接收和记忆那些符合他们既有观念的案例。

例如,在枪支管控和环保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人群会分别聚焦于枪支防卫成功或环境保护过度的例子,从而强化各自的立场,并形成循环,使得可得性与倾向性互相支撑。

什么信息被视为“可得”?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利益团体和政治家等力量塑造的。

他们通过选择性地传播和强调某些案例,使这些案例成为社会公众心中“可得”的证据,从而影响公众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决策。

在众多可得信息中甄别真相的重要性,并指出异见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它可以作为矫正错误信息和不当流瀑效应的有效手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需要创建一个环境,使得表达理性或正确的异见不仅不那么“昂贵”,甚至能被积极鼓励和奖励。

第五章、言论自由

一、对观点无歧视

探讨:言论自由的核心原则之一——禁止政府对不同观点进行歧视性对待

三种言论限制类型

① 内容中立(content-based)的限制

这类限制不基于言论的内容,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群,如禁止在公共街道上制造噪音的规定,不论政治、商业或娱乐性质,均需遵守相同的标准,确保法律对所有言论平等地加以规制。

② 基于内容的限制(content-based restriction)

这类限制取决于言论的具体内容,例如禁止在特定场所散发政治广告而允许商业广告。

尽管基于内容的限制在司法审查中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如果政府能够证明其限制是出于维护正当利益且未过度侵犯表达自由,这样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仍有可能得到法院的认可。

③ 基于观点的限制(viewpoint-based restriction)

这类限制完全取决于言论者所持的观点,如禁止批评政府反恐政策。基于观点的限制在法律上通常是无效的,因为政府不能因其喜好或不喜好某种观点而对其进行区别对待。

言论自由的核心关注点:防止政府对不同观点进行区别性对待

尤其是在涉及公共论坛原则时,公共空间必须对所有观点保持开放,不论这些观点是否受到大众欢迎。

公共论坛原则

确保了异见者可以接触到广泛的受众,能够针对特定的机构和人群表达他们的观点,而听众无法轻易逃避与异见者的面对面交流。

公共论坛的存在有助于打破流瀑效应,让社会成员接触到多元化的观点,避免陷入盲目的从众行为。它赋予异见者接近不同公民群体的概括性权利,并降低了人们自我隔离于矛盾观点之外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不合理从众和流瀑现象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言论自由不仅局限于法律保护,还涉及到文化和私人机构在传播信息和观点方面的作用,这些机构如日报、周刊杂志、广播和网络媒体等,通过传播多样化的信息,让社会成员有机会接触到原本可能被忽视的异见,从而有助于减少流瀑效应和增进社会决策的合理性。

二、公共论坛理念

公共论坛理念确立了政府对公共空间使用的限制以及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支持。

公共论坛原则规定,政府必须允许公民在公共街道、公园等场所自由发表言论,不论其内容或观点为何。

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基于对某一观点的好恶而对其进行歧视性限制。

法院对此类限制的态度表现为:

对于内容中立的限制(比如禁止制造噪声干扰),只要政府能够合理阐述其对于公共秩序、美感或个人隐私等利益的保护需求超过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样的限制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基于内容的限制(如仅禁止政治广告),即便法律表面上看似观点中立,但若隐含了对某种类型言论的针对性压制,就会遭到法院的严厉审视。

公共论坛原则不仅仅允许言论者不受歧视地表达意见,而且特别强调他们有权接近广泛的听众,包括那些可能受到从众心理或“坏的流瀑”效应影响的听众。这种接触的普遍性和强制性意味着听众很难完全避免接触到不同的声音和观点,从而减少了听众受困于单一观点或错误认知的风险。

公共论坛原则还特别关注了言论者针对特定受众或特定机构发声的权利。

比如,一位批评者可以在州议会大厦前合法抗议,以确保立法者知晓其对于政策的意见。

针对私人企业不当行为的抗议也可以在靠近相关企业的公共街道上进行,以便引起企业和公众的关注。

(大括号)通过这种方式,公共论坛原则为抗议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有效地针对特定对象表达意见的平台。

三、从众、异见与公共空间

主要探讨:公共空间在促进言论自由和减少从众心理(conformity)、坏的流瀑效应(groupthink)方面的重要作用。

公共论坛原则在保护异见表达方面的三项关键目标:

① 公共论坛原则确保异见者能够广泛接触到各种类型的公民,突破了可能存在的信息屏障。

② 公共论坛原则不仅允许言论者广泛接触公众,还特别保障他们能够针对特定受众和机构进行有效沟通。

③ 公共空间的存在增加了人们偶遇不同观点和人群的可能性,打破了听众自我隔离的局限性。

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如街道和公园依然是异见表达的重要载体,但在现代社会中,公共论坛的概念已延伸至大众传媒和其他信息传播渠道。例如,报纸、电视新闻和互联网等媒介也在承担类似的角色,它们通过呈现多种话题和观点,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和挑战既有观念的机会。互联网尤为突出,它极大地扩大了信息源的范围,使用户能够摆脱传统媒体的筛选效应,快速接触并反驳错误的流瀑效应。

然而,互联网也带来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它能迅速瓦解错误的舆论潮流,另一方面却也可能更加容易地扩散不实信息和构建新的流瀑效应。

四、言论自由的未来

主要探讨:言论自由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对于许多人来说,公共论坛的实际意义更多体现在象征层面,而非物理场所的使用上。

现在人们接触异见和不同观点的渠道扩展到了多种媒体和信息技术平台。

20世纪的大众媒介,如日报、周刊杂志、商业广播和公共博物馆等,继承了公共论坛的部分功能,通过向公众提供多样化的信息和观点,创造了某种形式的共享文化环境。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言论自由的格局,它通过海量信息资源的即时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访问和交流渠道。网络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从而大大加速了流瀑效应的破除过程。不论是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都能够轻易找到与自己原有社交圈迥然不同的意见和信息,从而降低地域因素带来的从众压力。互联网让人们对全球各地的观点有了更直接的了解,方便人们与不同地区、持有共识的人群建立联系,增强了个体在面对当地社会压力时坚持自我立场的信心。

然而,互联网同时也加剧了流瀑效应形成的可能性,错误信息和谣言能够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等途径迅速传播至成千上万的接收者。比如文中提到的虚构信件事件,假借知名人物之名散布不实信息,竟然能欺骗到大量聪明人。此外,像否认艾滋病存在、否认历史事件真实性等危险流瀑也在网络上滋生,这些流瀑可能导致人们接受错误认知,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面对这些问题,言论自由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层面上对政府审查的禁止,还需要私人和公共机构共同发挥作用,确保各种观点能在社会中得到有效传播。

恐怖分子及其他持有片面认识的人群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受限于狭隘的信息来源,而公共论坛和自由言论文化旨在通过提供多角度信息和促进对话,减少此类缺陷认识的影响。

提倡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通过法律保障和文化培育,建设一个既能抵御错误信息又能保障多元意见自由表达的言论环境。

五、安徒生不切实际的乐观

对《皇帝的新装》所传达的理想化乐观观点(即真理最终总会战胜谎言)的反思

尽管《皇帝的新装》中,一个小男孩一句真话揭露了整个社会的虚伪,但在现实生活中,谎言和错误的观念往往不易被轻易推翻。

例如:美国历史上废除奴隶制的漫长斗争和残酷内战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证明了社会变革并不总能依靠一次简单的揭露或异见就能实现。

言论自由原则虽在法律层面严禁政府压制异见,但在实际操作中,言论自由的文化内涵更为复杂。

现实中,异见者的声音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淹没,比如社会地位差异、教育水平差距以及无形的权力悬殊,这些因素会导致地位较低、受教育程度较差的群体在讨论中影响力不足。即使是民主国家,异见者的声音也可能在无声的压迫下被迫保持沉默,或者他们的观点被悄无声息地边缘化。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传播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接触不同观点的渠道,有助于快速打破错误的流瀑效应

另一方面,却也使得错误信息和恶意宣传变得更容易传播,形成了新的社会风险。

(大括号)因此,仅仅依靠法律禁止审查还不够,社会还需建立一种文化和机制,使得各种观点能够被公平听取,特别是那些不同于主流和权威的声音。

作者强调,言论自由原则的实施不应止步于法律层面,而需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鼓励独立思考、勇于挑战主流观念的文化氛围。在此文化中,听众的开放心态和包容性同样重要,他们应当愿意倾听并尊重那些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意见。尽管即使在最为自由的社会中,意见交换仍然面临重重障碍,但作者坚信,通过持续努力提高公众的接受度、拓宽言论自由的边界,并运用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信息的透明披露,社会才有更大的可能避免安徒生故事中的理想化乐观陷阱,逐步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和信息公正。

第六章、群体极化法则

一、群体做什么

定义:

当个体在群体中进行讨论和协商后,往往会表现出比单独个体更为极端的观点和行为。

群体极化的实例涵盖了很多领域

环保议题、战争支持度、政治立场等

例如,原本认为全球变暖是个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体讨论后可能认为问题更加严峻;支持战争的人在讨论后会更加坚定其立场;对国家领导人不满的群体成员,在交流意见后会加深这种不满情绪。

这些现象表明,相似观念的个体在群体互动中,倾向于将自己的立场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

在民族文化或地域独特性较强的背景下,那些原本具有反抗或暴力倾向的个体,在群体内部讨论后,这种倾向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导致他们更加坚决地走上反叛或暴力的道路。

政治极端主义经常是群体极化的产物,而创造极端主义群体的有效方式就是将他们与社会主流群体孤立开来,让他们在缺乏外界平衡观点的情况下深化和巩固自己的极端立场。

群体极化产生的原因

① 信息性影响

群体成员在交流中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趋向于强化那些符合群体倾向的论据和情感反应,而忽视或排斥与群体主流相左的信息。

② 声誉性影响

群体极化和信息流瀑效应密切相关

前者源于群体成员间的协商与讨论

后者则可能不需要讨论而仅仅是信息在群体中的单向传递

群体极化并非总是通过讨论过程形成,有时候可能是群体成员独立做出的决定同时趋同于某一极端立场。

这也意味着,即使群体中存在一些具备信息优势的成员,他们的信息如果不被充分讨论和传播,也可能会被群体极化的力量所遮蔽,导致群体决策质量下降。

例如:即使在陪审团等法律情境下,群体极化也可能导致原本应当基于全面信息做出的公正裁决走向极端。

二、陪审团和法官

探讨了群体极化在法律决策过程中的体现,特别是陪审团成员在协商后作出惩罚性裁决时的极化现象。

引用一项包含3000名具有陪审员资格公民的研究:

研究要求:

参与者对一个涉及人身伤害的案例进行“惩罚判断”,并在个体独自决定的基础上,将其分为小组进行讨论和达成全体一致的惩罚裁定。

研究结果:

群体讨论并没有引导陪审员走向折中立场,反而加剧了裁决的两极分化。

在一些案例中,当个体陪审员倾向于严惩时,陪审团整体的裁决比个体意见更加严厉;而当个体倾向于较轻处罚时,陪审团的裁定则比个体更为宽容。

揭示:

群体极化在法律实践中的直接影响,即陪审团成员在相互影响下,更容易强化和放大原有的倾向性判断。

在司法系统中,法官的群体极化表现也同样明显。共和党和民主党法官在同属党派成员组成的法庭中,更可能按照本党派的意识形态进行投票,表明群体内的相似观点会放大法官们的立场。

群体极化与愤怒情绪之间的紧密联系:

愤怒作为情感驱动因素,在群体讨论中能够引发更强烈的惩罚意向。

修辞性优势(rhetorical advantage):

解释了为何在讨论中,支持严惩或宽恕的人群更能说服他人采纳其立场。

例如:在讨论公司责任和医疗决策时,群体中那些主张严惩或支持较大投入的人,似乎在说服力上占有优势,进而影响了群体决策的走向。

核心观点:

在法律决策中,陪审团和法官的群体极化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影响了最终裁决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陪审团的惩罚性裁决上,也体现在法官在司法行为中的立场选择上。

群体讨论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中和效果,反而加剧了原有的极端倾向,这对法律体系的公正性和效率构成了挑战。

三、愤怒和恐怖主义

探讨:

群体极化与愤怒情感之间的关系?

这种愤怒如何在群体动态中导致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的形成?

群体成员在讨论和分享愤怒情绪时,愤怒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情绪的强化是催生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动力。

恐怖主义领袖往往扮演着极化催化剂的角色

通过建立思想相近的人群聚居地,压制内部异见,强化内部团结,并通过限制信息来源和利用声誉影响来激发群体成员对共同目标的极端追求。(感觉邪教、传销也是这样的洗脑方法)

例如,基地组织,指出恐怖主义组织通过塑造共同身份感、传播愤怒与仇恨,使成员产生更强烈的极端行为动机,即使这些行为可能在道德或理智上不被外界接受。

四、信息隐匿与自我沉默

探讨:

群体动态中信息隐匿的问题

信息隐匿:

在团队协作做决策时,群体成员倾向于分享一致意见的信息,而忽视或隐藏与群体主流观点不符的信息,这种信息隐匿现象导致群体决策的质量受到影响。

群体极化与孔多塞陪审团定理可能存在冲突,因为群体极化时,信息的不充分交流使得群体无法依据所有相关信息做出最优决策。

领导者需要鼓励多元化意见的表达,以防止信息隐匿带来的不利影响。

五、为何极化?

群体极化的主要原因:

① 源自信息性影响

② 与情感和信念的强化有关

当群体成员彼此交流时,他们的信念会被彼此的观点所加强,尤其当群体成员持有相似观点并且彼此都显得十分自信时,更容易走向极端

群体成员间的团结和情感纽带也促使极化现象加剧,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异见会被抑制,群体成员更容易接受和放大主导观点

六、争论扭曲

探讨:

争论在群体极化过程中所起到的扭曲作用

争论时,群体成员可能因为捍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呈现出过度的自信和顽固,这会导致信息的曲解和选择性接受。

群体内部的辩论有时并不会导向更明智的决策,反而可能加重偏见,强化原有的立场。

这是因为争论过程中,群体成员可能会对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过分强调,而对反驳自己观点的信息刻意回避或轻视。

这种现象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群体极化愈发明显。

七、情感

情感在群体极化中的关键作用:

愤怒等强烈情感在群体中迅速扩散,并且能够推动群体向极端立场迈进。

群体中的情感互动与认知判断紧密相连,有时甚至超越了纯粹的认知层面,导致人们在情感刺激下做出极端的决定或行为。

八、更多极端,更少极端

群体极化并非恒定不变,它会受到群体成员属性和环境特征的影响而增强或减弱。

极端分子在群体中尤其容易极化,而当群体成员具有高度自信和一致性时,他们更可能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发展。

互联网等新媒体如何在一方面打破流瀑效应,让更多观点得以曝光,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加剧了错误信息和极端观点的传播。

九、群体绩效,多样性与矛盾

群体的决策质量并非必然优于个体,但当群体能够有效利用其内在的多样性,鼓励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信息共享时,群体决策的表现则可能超过个体。

引用耶恩的研究成果 → 表明具有较高信息多样性和适度冲突的群体能取得更好的绩效。

群体在面对复杂任务时,如果有不同背景和专业知识的成员能够贡献各自的见解和信息,那么群体就能够做出更为全面和精细的决策。

然而,群体中也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决策的僵化或无效。

为了防止群体极化和错误决策的发生,领导者需要倡导批判性思维,鼓励成员表达异见,并邀请外部专家提供不同视角。

建立有效的决策流程,确保信息的均衡传播,对于防止信息隐匿和群体思维至关重要。

十、群体中的信息隐匿与自我沉默

群体成员出于对群体归属感的需求,可能会保持沉默或隐瞒与主流观点不同的信息。

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尤其是互联网提供的多样化信息源可以帮助人们接触到不同的观点,从而减轻群体极化效应。

然而,互联网同时也成为了错误信息和极端主义观点快速传播的通道,提出了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防止不良信息流瀑的新挑战。

十一、群体思维和群体极化

剖析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之间的关联:

群体思维是指在群体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追求一致性和避免冲突,导致对异见的压制,进而产生决策失误的现象。

群体极化则是指群体在讨论后,倾向于强化和走向极端化的观点。

詹尼斯(Janis)的研究强调了群体思维的症状,如心胸狭隘、对敌对方观点的模式化以及对异见的压制,这些都与群体极化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化趋势相吻合。

虽然群体极化可以通过协商过程中的信息和声誉流瀑效应来解释,但它并不必然伴随着群体思维的所有特征。

不过,两者都体现了群体决策过程中信息处理的失衡和对异见的忽视。

第七章、制宪者的最伟大贡献

一、异见、战争与灾难

主要论述:异见在民主体制中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和社会危机处理中的重要作用。

引用二战期间美国高级官员卢瑟·古利克的观点,对比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在战争动员和危机应对上的差异。

古利克指出尽管德国和日本等轴心国认为美国民主政体下的分歧和私人利益冲突会导致其行动效率低下,但实际结果却显示,美国及其盟国的表现远胜于极权国家。

民主国家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异见与批评的作用:

民主政体鼓励多元观点和批评,允许广泛的公众参与决策过程,这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修正错误。而在极权体制下,决策往往是由一小撮信息丰富但有偏见的精英秘密制定,缺乏广泛的社会反馈和修正机制,容易导致致命的决策失误。

2. 信息流动与透明度:

民主社会的信息传递不受限制,可以从底层到顶层自由流动,使得政府能够迅速获取全面和真实的信息,及时调整策略。相反,极权国家的信息流向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导致决策者难以准确感知变化和需求。

3. 预防群体思维和灾难:

民主国家能够通过公开讨论和多方论证来识别和防范集体错误,比如通过异见者揭露即将到来的饥荒或其他社会危机,促使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而独裁政权往往忽视或掩盖负面信息,不易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4.监督和纠偏机制:

民主政府受到人民和媒体的持续监督,能够在维护自身合法地位的压力下竭尽全力避免灾难的发生。即便只是为了保住执政地位,民主政府也有动力积极应对社会问题。

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成果,强调民主社会中异见和多样化的重要性

能够揭示潜在的社会问题,提高社会信息池的质量,帮助防止和解决诸如饥荒等严重问题。

该节内容强调了异见在民主国家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其在战争和社会危机中对于防止群体思维带来的错误决策,以及通过信息透明度和公开辩论加强政府决策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意义。

制宪者的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设计了一套能够容纳和鼓励异见表达的政治制度,以期通过多元化的声音和持续的监督来降低错误风险,增进社会福祉。

二、宪法争论与共和构思

主要探讨:

美国宪法设计背后的深刻思考和制宪者的远见卓识

1. 协商民主与共和理想:

美国宪法旨在构建一个协商民主的体制,它不仅通过选举响应大众诉求,更重要的是保证公共领域中充分的理由交流和反思权衡。在此基础上,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具有正当性,而非仅依据某些特定团体或简单多数的意志。

2. 对同质性的质疑与多样性的推崇:

制宪者们对社会同质性的观念持有怀疑态度,他们更看重多样性和不同意见的存在,并在制度层面设计了相应的协调与结构安排,以便在一个拥有异质性公民的国家中建立共和形式的政府。

3. 反联邦主义者与制宪者的分歧:

反联邦主义者担心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中组建统一政府会导致频繁的意见冲突,他们倾向于在同质性强的地方实现共和政体。与此相反,宪法的倡导者则欣然接受意见的多样性,并认为多方意见的碰撞能够促进协商与审慎,遏制多数人的过度权力。

4. 对“指示代表权利”的讨论:

有人提议赋予特定地区指示代表投票的权利以增强政治问责性,但像罗杰·谢尔曼这样的制宪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代表应接触不同地区的民众,综合各种观点,共同寻求符合全体国民利益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仅仅受制于单一群体的指令。这样做可以防止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确保通过协商达成合理的政策。

5. 宪法机制与异见的保护:

制宪者们在设计宪法时考虑到从众、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等问题,设置了诸如两院制立法机构等机制,以防止短期激情和极化现象主导立法进程。例如,参议院被视为众议院的平衡力量,能够“冷却”或缓和可能导致草率决定的情绪热度。

总结:阐述了制宪者们如何通过宪法设计努力创建一个能够包容异见、激发协商、抵消极端倾向、保护少数权益并促进良好治理的共和政体,以此保障一个多样性的社会中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和长远发展。

三、宪法设计

主要探讨:

美国宪法如何通过具体机制来应对从众、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等社会影响,并防止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

1. 两院制的设立:

宪法设计中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参议院与众议院)旨在防止单一立法机构受情绪波动或群体极化的控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主张两院间的“各方碰撞”可以促进协商和审慎,从而约束多数派的专横决策。两院的不同组成和文化特性有助于防止不正当的流瀑效应蔓延,比如参议院通过其较长期限和较小规模的议员团体来充当“冷却”机制,对众议院可能产生的突发和激烈立法进行审查和调节。

2. 总统否决权与立法审查:

宪法赋予总统否决权,使之能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进行审查和否决,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轻率立法和不适当决策的可能性。总统不能自行立法,必须基于国会授权,这减少了行政部门内部因群体极化而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决策。

3.联邦制与分权制衡:

联邦制通过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分权,形成了防止错误决策蔓延的自我监督系统。公民可以通过迁移至不同州来规避压迫性政策,各州之间的竞争和多样性确保了不同观点的存在,防止了流瀑效应在全美范围内的传导。同时,州政府可以在联邦政府失职时发挥补充作用,反之亦然,双方互为制衡。

4. 宣战权的归属问题:

宪法规定宣战权归属于国会,而非总统,体现了对群体影响可能导致的战争风险的警惕。总统虽有抵抗外部攻击的紧急权限,但在正式宣战时必须得到国会的同意。这一安排旨在防止未经充分讨论和全民共识便轻易发动战争的情况,确保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时具备充分的理由和民意基础。

5. 司法权与违宪审查:

独立的司法权扮演着防止不当法律侵害公民权利的角色,法官的独立性有助于抵制社会上可能产生的不良风气和不公正法律。法院通过对法律的审查,可以事先阻止不正义法律的实施,并在立法过程中起到监督作用。

总结:

美国宪法的设计巧妙地运用了权力分立、制衡以及多层次的决策程序,以减少从众、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对国家政策和决策的负面影响,确保了多元视角的呈现和深入审议,进而促进了更为理性和均衡的政策制定。

四、结社和隐私

主要探讨:

结社自由与隐私权在对抗从众、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促进社会多样性和异见表达方面的作用。以下为主要内容摘要:

1. 结社自由的复杂性与风险:

结社自由虽然能够促进不同观点的涌现和群体内部的讨论,但也可能加剧社会的碎片化和极化。相同观点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时,往往会强化彼此的极端立场,原本微小的观点差异可能会因相互影响而扩大,导致社会分化加剧。

2. 结社自由的好处:

尽管存在上述风险,结社自由也有显著的优点,它增加了社会争论的总量,使更多的观点和政策选择浮出水面,从而有可能导向更明智的政策和法律。各类群体如环保人士、宗教信徒、自由市场倡导者、动物权益保护者和平等主义者在结社后形成的内部协商,为社会带来了多元的声音和压力,有助于重要信息的揭露和传播。

3. 隐私权的价值:

隐私权作为一种对抗从众压力的手段,允许个人在不受他人评判和影响的情况下,自由地探索和实践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隐私保护不仅可以缓解人们在公开场合表达异见时面临的声誉压力,还减少了社会规范对个体自由思考和行为的束缚。

4. 小圈子协商与被压制声音的释放:

虽然小圈子内部的讨论和协商有时会产生群体极化现象,但它也为那些在主流讨论中被忽视或压制的声音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这些小圈子内的讨论可以孕育各种社会运动,促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得到关注和表达。

5. 地位与影响力差异:

在多元异质性机构中,地位较低的成员往往趋于沉默,其观点和立场容易被地位较高者掌控。因此,为确保民主协商的全面性,有必要为那些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群体创造安全、私密的讨论空间,让他们能够大胆地表达和争取自己的权益。

总结:

通过结社自由和隐私权的保障,宪法有助于创建一个多样性和异见得以繁荣的社会环境,同时提醒我们必须警惕群体极化和小圈子协商可能带来的社会分裂和误导性决策,并寻找适当方式来平衡这些权利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五、小圈子协商和被压制的声音

小圈子协商对于被压制声音的解放及其潜在的危害:

一方面,小圈子协商为那些在常规公共讨论中不被听见或受到压制的群体提供了发声平台,促进了民权运动、宗教原教旨主义、环保主义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发展。这些小圈子的内部讨论有助于形成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并在更广阔的异质性环境中表达出来,增强了社会对不同意见的认知和接纳。

另一方面,小圈子协商也可能导致群体极化和流瀑效应,使成员趋向于更为极端的立场,而这可能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性和和谐。在一些案例中,小圈子协商可能催生不利于全社会的极端思想和行动,如纳粹主义和其他破坏性组织的兴起。

为了克服这种困境,作者强调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异质性讨论,避免封闭小圈子的自我隔离,促使各个群体的成员与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交流。

此外,小圈子协商的概念与群体代表制相结合,显示出确保多样性和包容性代表的重要性,例如比例代表制就是一个可能的制度选择,它旨在反映不同群体和政治立场在政府中的合理占比,从而促进更广泛的协商和观点融合。

六、群体代表制一瞥

群体代表制作为应对群体极化和流瀑效应的一种可能策略。

群体代表制的基本理念

要确保在政治治理机构中,不同群体的声音能够按照他们的人口比例或政治立场得到体现。

群体代表制的支持者意见

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保证政府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多元观念,并照顾到弱势群体的需求,如确保女性、少数族裔等群体有平等的代表权。

然而,单纯的比例代表制并不能完全解决群体极化的问题。

关键是不仅要确保各群体在政府中有其代表,还要让这些代表参与到更广泛的讨论中去,避免小圈子内的协商导致观点固化和极端化。

比例代表制若要有效地抵抗群体极化的风险,需通过制度设计来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防止形成封闭的决策圈子。

协商民意调查

这是一种集思广益的实验性做法,通过召集背景各异的人群,让他们就不同议题展开深度协商和讨论。

这些研究表明,协商过程可以减少极端立场,促使个人在某些议题上向中间立场靠拢,有时候还能增加少数观点的影响力,而非预想中的两极分化。

第八章、法官也是从众者吗?

一、证据:一般情况下

主要探讨:

美国司法系统中法官的决策行为是否存在从众效应及群体极化现象。

1. 法官任命的政治影响:

法官是由美国总统任命的,而总统所属政党的意识形态会影响法官的决策倾向。

一般来说,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在裁决时更倾向于保守立场,而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则更可能持有自由主义倾向。

2. 群体极化效应:

当法官与同党派的另外两名法官组成合议庭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会得到加强,表现为更为保守或自由的裁决。

例如,共和党法官与另两位共和党法官一起时,会做出更为保守的投票;而民主党法官在与两位民主党法官一起裁决时,投票会体现出更强的自由主义色彩。

3. 从众效应(或称“意识形态弱化”):

当法官与不同党派的其他法官一起工作时,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倾向可能会减弱。

例如,一个民主党法官在与两个共和党法官共同审理案件时,相比与一个共和党和一个民主党法官一同工作时,他/她做出自由主义倾向裁决的可能性会显著降低。

4. “反转效应”和“放大效应”:

两种特殊群体效应值得关注。

在“反转效应”中,个别法官在面临多数意见与其对立的党派法官时,可能被迫向对立阵营的立场靠拢;

在“放大效应”中,法官在同党派法官居多的合议庭中,更可能坚定并强化原有的意识形态立场。

这种群体影响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一致性,使得处境相似的原告或被告因法官的随机组合而遭遇截然不同的裁决结果,这对于追求法律公正的人来说是个严峻问题。

二、众多数据

论点:

法官受群体影响,尤其是在党派相关的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极化和从众效应

1. 扶持性平权行动案件:

作者首先以扶持性平权行动为例,说明共和党法官和民主党法官在投票上的党派差异。

数据显示,在单个法官层面,共和党法官更倾向于支持废除扶持性平权计划,而民主党法官则反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当民主党法官在有两名共和党法官的合议庭中时,他们投票支持废除扶持性平权行动的比例上升,而共和党法官在有两名民主党法官的合议庭中反而更可能支持此类计划。

2. 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案件:

在性别歧视案件中,共和党法官支持原告的比例低于民主党法官,而随着合议庭组成的变化,双方法官的立场也相应调整。

例如,当共和党法官处在两名民主党法官之中时,其支持原告的倾向增加,而民主党法官在全是共和党法官的合议庭中支持原告的比例减少。

在性骚扰案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合议庭的党派构成对法官立场有显著影响,但在性别差异上并未发现显著的投票差异。

3. “刺破公司面纱”案例:

在这类原告试图追究公司背后股东责任的案件中,也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放大的现象。在清一色共和党或民主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中,各自阵营的法官支持原告的比例显著高于混合党派合议庭。

4. 环保法规挑战案:

作者还讨论了针对环保署或其他行政部门发布规章的挑战案例。

结果显示,由共和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更倾向于推翻环保部门的规定,而这一趋势在全是共和党法官的合议庭中尤为突出。

反之亦然,民主党法官在清一色民主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中更可能支持环保部门。

总结:

该节主要通过具体案例和数据,深入剖析了法官在不同党派背景合议庭中的投票行为及其变化规律,证实了法官确实受到群体的影响,导致在处理某些议题时出现意识形态强化或弱化,并最终得出结论:法官们的决策深受其所在合议庭同伴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不同党派背景对司法裁决的重要影响。

三、作为吹哨人的异见法官

1.异见法官的作用:

异见法官在上诉法院合议庭中的存在对确保法庭依法行事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可以降低错误或无法律依据的裁决的可能性,起到吹哨人的作用。

2.异见法官的影响:

一个由全部是共和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可能会背离最高法院支持的法律,因为没有其他党派法官对其进行限制。

同样地,一个由全部是民主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也可能会违反法律。

(大括号)因此,多样的观点和政治上多元的法官的存在有助于更正错误,而不是说某个政党的法官更可能正确。

3.雪佛龙案的研究:

对雪佛龙案的研究支持了异见法官的作用。在这个案例中,一个潜在的异见法官可以降低错误或无法律依据的裁决的可能性。这表明多样的观点有助于更正错误。

4.法官的表决模式:

在合议庭中,不同政党的法官的表决模式可能存在差异。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合议庭中,共和党法官支持原告的比例稍高于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合议庭中民主党法官支持原告的比例。这显示了群体极化效应的存在。

四、为什么会放大?为什么会削弱?

1. 同僚的影响:

一个人的同僚所投出的票传递了信息,即使这个人的同僚是被另一党派的。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受到诱惑去尊重其他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孤独的异见者。

2.异见的提出的困难:

提出异见是繁重且费时的,却可能是徒劳无功的。如果结果并未受到影响,为什么要做这额外的工作呢?因此,很多时候提出异见是不值得的。

3.法官之间关系的紧张:

异见性意见会引起法官之间关系的紧张。法官需要共事多年,因此他们可能会避免对同事的观点提出异议,尤其在意见分歧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4.合议庭竞合:

合议庭竞合是指法官在公开场合接受同事观点的情况,无论他们是否真的被说服。这体现了在关于事实、政策以及法律的判断中高度的从众效应。人们不想成为孤独的异见者。

五、两个例外和一个反驳

两个例外:

1.堕胎案件:

在1982年至2002年间的联邦堕胎案件中,共和党和民主党法官在堕胎问题上存在极大分歧。然而,裁判的投票并未受合议庭构成的影响。这表明在堕胎领域中,法官们按照他们认为最佳的选择来投票,而没有受到其他合议庭成员的影响。

2.死刑案件:

从1995年到2002年,无论合议庭是由共和党法官、民主党法官还是两者混合组成,民主党和共和党法官在死刑问题上的投票比例几乎保持不变。这表明在死刑领域中,法官们的投票决策基本上不受合议庭构成的影响。

一个反驳:

在其他法律问题上,没有发现不受合议庭群体影响的意识形态表决模式。这表明在堕胎和死刑领域中,法官们对信仰的坚持做得非常好。

六、什么是应该做的

主要探讨:

在法官走向极端时应该采取的行动。

1.麻烦的情况:

当法官们在政治立场上走向极端时,可能会引发问题。这可能导致司法表决受到合议庭其他成员政治立场的很大影响。

2.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司法表决是否受到合议庭其他成员政治立场的影响,

√ 有人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多样性可以带来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有助于做出更全面和公正的决定。

× 有人认为这是坏事,因为可能导致司法决策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

3.力争多样性:

我们是否有理由去力争联邦法院中的多样性?是否应该提高三人合议庭中多样性的程度?

这里讨论的是观点的多样性,而不是基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

总结:

人们对于司法表决是否受到合议庭其他成员政治立场的影响存在不同观点。我们是否有理由去力争联邦法院中的多样性,并提高三人合议庭中多样性的程度。

七、一个类比

1.类比的引入:

引入了一个类比,将现代法律和政策制定的独立监管委员会与联邦法院进行对比。

这些监管委员会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与联邦法院类似,通过裁定的方式解决纠纷。

2.类比的意义:

通过这个类比,暗示了法官的角色。类似于监管委员会,法官也需要根据法律来做出决策。

类似于监管委员会中的裁决,法官的裁决也可能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

总结:

通过引入一个类比,将现代法律和政策制定的独立监管委员会与联邦法院进行对比,来探讨法官的角色,暗示了法官需要根据法律来做出决策,并指出法官的裁决可能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

八、参议院的角色

探讨:

参议院在总统任命联邦法官的问题上所扮演的“建议和同意”的角色

1. 参议院的责任:

根据宪法,参议院有责任行使其宪法权力来确保合理范围内的观念多元化。宪法史表明,制宪者们充分考虑了参议院在联邦法官遴选上的独立角色。参议院有权设计投票的一般方法和可能模式,以表决总结提名的联邦法官候选人。这是分权制衡制度的核心部分,也是对抗群体极化的一部分。

2. 多元化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合理范围内的观念多元化对于联邦司法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合议庭可能会走向不正义的方向。参议院的角色是促进合理范围内的多元化,以确保法官的任命不会导致偏见或极端观点的主导。

总结:

本节讨论了参议院在总统任命联邦法官的问题上所扮演的“建议和同意”的角色,强调了参议院的责任是确保合理范围内的观念多元化,并指出这种多元化对于联邦司法体系的重要性。参议院的角色是促进合理范围内的多元化,以确保法官的任命不会导致偏见或极端观点的主导。

九、宪法与民意

1.法院的角色:

与民选官员不同,最高法院被认为不应当代表大多数选民。法院常常被描述为美国府中“反多数的力量”。这是因为法院需要独立于民意,以保护宪法的原则和价值观。

2.法官的观点:

法院的观点可能使其排斥民众和他们所选代表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一些人主张,宪法应该按制宪者和批准者的理解来解释,或者法院应当维持立法机关的任何合理的法案,或者法院应通过密切关注司法判例的“宪法性普通法”来约束自己。

3.法院与民意的关系:

然而,法院的决策往往会受到民意的影响。法院的意见明显是依据公众观念的。法院强调社会中的“新兴意识”,即自由权保护那些成年人去自主决定包括性问题在内的私生活。

法官也会受到公共舆论的影响,尤其是在宪法性法律变化时,往往是由于新的社会理解的影响。

总结:

法院需要独立于民意,以保护宪法的原则和价值观。然而,法院的决策往往会受到民意的影响,法院的意见明显是依据公众观念的。这表明法院与民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

第九章、高等教育的扶持性平权行动

一、多样性和刘易斯·鲍威尔法官

详细阐述了高等教育机构追求种族多样性的多个层面以及相关判例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刘易斯·鲍威尔法官的影响力。

高等教育机构追求多样性并非简单的市场偏好,而是出于多方面的考量。

① 市场压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因为一个拥有不同种族背景学生的学校更容易吸引各类教职员工和学生。

② 更重要的是,教育界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即多样性能实质性地提升教育质量。

这一点在扶持性平权行动的背景下,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在巴克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案(Bakke case)中的决定性支持。鲍威尔法官在这个案例中试图找到平衡,既不完全支持也不全盘否定扶持性平权行动,他支持取消特定的配额制度,但同时强调了多样性对于扶持性平权行动方案的重要性,认为种族可以作为一个评价候选人的“因素”,而不是配额的基础。

鲍威尔法官进一步阐明,一个具有种族多样性的学生群体对高等教育来说是宪法上可接受的目标,因为它有助于促进活跃的对话和思想交流,这与言论自由的价值紧密相连。在他看来,不仅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即便是专业教育如医学院中,多样性的价值也至关重要。他认为,不同背景的医学学生能够带给学校独特的医学经验和观点,这对于培养能更好地理解和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医生至关重要。

二、当前的讨论:一项规律

主要探讨:美国法院对于扶持性平权行动方案的现行法律规定及对其合宪性的考量。

法院对于任何含有种族歧视元素的扶持性平权行动政策都采取严格的司法审查态度。

这意味着这些政策必须满足“严格审查”标准,即它们只能在能够实现令人信服的国家利益且采取的手段是限制性最小的情况下才能被视为合法有效。法院并不接受将历史上的社会性歧视作为当前针对白人实施歧视的合法理由。

法院允许某些小规模、有针对性的扶持性平权行动方案,前提是这些方案旨在纠正已证实的机构过去的歧视行为。

例如,如果一所大学在过去曾拒绝接纳非裔美国学生,那么它可以暂时实施扶持性平权行动来修正这一不公正现象,以平衡被歧视者的机会。

然而,对于公共机构是否可以在没有追溯纠正过去歧视的前提下,基于前瞻性的理由(如提升社会服务的有效性或改善公共关系)来实施扶持性平权行动,法律界限并不清晰。

作者举例说明,如果一所警察学院主张种族多样性能够增强警察队伍在多元社区的服务效能,进而以此为由实施扶持性平权行动,则需要在宪法的框架下加以论证。

引用鲍威尔法官的观点,认为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种族多样性对于促进“观念的生机勃勃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即使高校自身未曾有过种族歧视史,基于此目的而采取一定的扶持性平权行动,只要其能够促进教育过程中的观点多样性、降低从众、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风险,便有可能在宪法上被视为合理。

三、通过群体影响证明鲍威尔法官有理

社会各界普遍认同高等教育机构可以通过促进教职员工和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来增加观点的多样性和激发异见。

这一做法在众多招生机构中广泛实践,并且如果像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这样尝试容纳不同观点,这种做法在宪法层面上是合法的。

群体多样性在减少从众心理、避免流瀑效应(群体思维)和极端化观点上的重要作用。

举例:若一个班级全部由白人组成,在讨论种族形象定性等敏感议题时,由于缺乏亲身经历和多元视角,可能导致对该议题的片面理解。相反,种族多样性可以带来不同的有价值信息和视角,帮助群体更全面地审视问题,从而改变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看法。

以奥康纳法官对马歇尔法官的评价为例,马歇尔法官因其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和独特的生活经验,能够为法庭带来被忽视的声音和全新的视角,从而对法律判断产生深远影响。

在实际案例中,例如针对芝加哥市关于疑似黑帮成员活动的法律争议,非裔美国学生的参与和分享使得课堂讨论更为丰富和深刻,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都能从中认识到各自种族内部观点的多样性。

在高等教育场景中,适度且精心设计的扶持性平权行动方案能够增加种族多样性,从而促进更高质量的教育过程,通过提供更多样化的背景和经验,使得学生群体能够更加批判性地思考和讨论复杂的社会议题。

这样,扶持性平权行动不仅是对过去歧视行为的补偿,也可以是对未来的投资,确保教育机构能够培养出具备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和专业人士。

四、种族中立性?

主要探讨:

对扶持性平权行动持怀疑态度者提出的一种替代方案,即通过种族中立的方式来创建校园多样性,并分析了这种策略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

1. 种族中立方法的不公平性:

看似公平的种族中立政策,如某些大学实施的录取高中毕业班前10%学生的政策,其实存在内在的不公平性。这是因为不同高中的教学质量、评分标准和竞争激烈程度各异,导致在不同环境下取得同样排名的学生付出的努力和成绩含金量不可等同。因此,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实质上可能对来自优质教育资源较少地区的优秀学生造成歧视。

2. 种族中立方法的效果不佳:

援引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等地区的实践经验,指出种族中立政策在促进校园种族多样性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尽人意,往往导致结果混乱、复杂且无法有效地提升多样性。特别是在种族融合良好的地区,前10%政策并未明显增加校园种族多样性,反而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地区可能导致高校趋向于招收大量白人学生,形成新的隐性种族隔离。

3. 违宪的可能性:

如果基于种族意识的扶持性平权行动方案被认为是违宪的,那么旨在提升特定种族入学率的种族中立政策同样可能是违宪的。作者通过类比,设想一个州为了避免非裔美国人投票而设立难度极高的读写测试,这样的做法会被最高法院视为带有种族歧视目的而予以推翻。同理,打着种族中立旗号实则意图增加特定种族学生人数的政策,也可能触及宪法对平等保护原则的要求。

4. 结论与反思:

虽然表面上种族中立的方法似乎更具吸引力,但实际上存在逻辑矛盾和不合理之处。

尽管从理想的角度出发,人们希望避免在教育政策中公开使用种族因素,但在现实中,考虑到多样性对于高质量教育的重要性和宪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不甚明确,作者倾向于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基于种族意识的扶持性平权行动方案在宪法上是合法的。

总结:

虽然种族中立的方法在理论上听起来诱人,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公平性缺失、效果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违宪风险。

因此,作者主张对扶持性平权行动采取更为细致和审慎的态度,而非盲目推崇种族中立的途径来实现校园多样性。

五、种族混合和种族成见

主要探讨:

种族多样性在学校教育环境中对于改善讨论质量以及减少种族偏见的影响

种族混合并不必然提升讨论的质量,有时反而可能导致沉默或紧张气氛

比如当非裔美国学生发表个人观点时,其他学生可能会因为担心被误解为麻木不仁或害怕冒犯他人而选择保持沉默。

然而,种族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揭示种族群体内部存在的不同意见,这对于深入理解种族问题和消除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以种族形象定性问题为例,说明在一个全白人班级中,学生可能容易形成单一的共识观点,而缺少对遭受种族歧视者真实感受的深刻认识。引入非裔美国学生的亲身经历和观点可以提供宝贵的第一手信息,有助于拓宽所有学生的视野,促使他们更加客观地审视法律和社会现象。

反驳了认为“所有非裔美国人都有相同观点”的看法,指出种族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

例如,最高法院非裔美国人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在群体游荡法案案例中表达出不同于其他非裔美国人的观点,显示出种族多样性带来的观点多样性,有助于打破种族成见。

总结:

本节主张种族多样性对于教育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提供多元视角,揭露和挑战种族偏见,尤其是在法律教育和辩论等情境中,种族混合能够带来更丰富、更深刻的讨论内容,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深度。尽管种族多样性不一定能解决所有教育问题,但在某些特定课程和议题上,它无疑是增加教育价值和促进观念更新的有效途径。

同时提醒读者,任何形式的扶持性平权行动方案都应当审慎设计,确保其既能合法地推进种族多样性,又能避免过于激进或机械化的做法。

六、最好是超越种族

主要探讨:

教育机构在追求多样性时应着眼于超越单纯的种族划分,倡导在学生构成上实现更广泛和深层次的多样性,包括但不限于国际背景、经济背景等多个维度。

虽然种族多样性对于教育环境中的观点碰撞和减少从众、流瀑效应、群体极化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仅依赖种族多样性还不够。

在面对从众和群体极化等现象时,不仅需要通过种族多样性来提供多元视角,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多样性形式。

例如:吸引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生,以及来自不同经济阶层的学生,这些都将极大地丰富校园文化和教育经历,帮助所有学生拓宽视野,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全球化时代下的复杂社会问题。

在某些教育领域,比如数学或物理等学科,仅仅依靠种族多样性可能不足以显著提升教学质量。在这些领域,多样性更多体现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等方面。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在招生和教育实践中,应当寻求综合性的多样性策略,以应对多元化的教育需求。

总结:

教育机构在推行扶持性平权行动时,应当结合实际情况,既要考虑到种族因素对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社会正义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过分依赖种族标签,而应致力于打造一个基于个体能力和潜力、同时体现多元背景的包容性学习环境。

结论、为什么不同意

1. 社会压力与多数人的暴政:

社会压力能够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现象,不论是在法律执行、政治决策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受到他人的观点和行为的影响,容易形成从众行为,进而导致群体极化和信息流通的受限。

2. 从众、流瀑效应的危害:

从众心理的双面性,一方面它可能简化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它剥夺了社会获取新信息和多元观点的机会。

流瀑效应是指人们在讨论中趋向于强化已有观点,而不去发掘和分享少数群体的新信息或不同看法,这容易导致错误的延续和加深。

3. 多样性与开放性的价值:

强调了多样性对于组织和国家繁荣的关键作用,认为鼓励异见和提高开放度能促进不同想法的碰撞和创新的发生。

通过分析美国经济成功背后的开放文化和言论自由,指出多样性有助于对抗多数人的暴政和促进社会进步。

4. 法律与社会影响: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影响力的表达工具,其效力来源于其能够引导公众行为和传达社会规范。

通过公共场合禁烟和性骚扰禁令的例子,说明法律的表达作用及其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密切关联。

5. 宪法权利与制度的作用:

宪法权利如言论自由等可以减少从众、流瀑和群体极化的负面影响。

提到这些权利和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保护异见者,并通过促进不同观点的表达和碰撞来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

6. 政府异质性的重要性:

在政治和法律机构中,强调了多样性(包括政党、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异质性)对于防止观点走向极端化和促进公正审议的必要性。比如联邦司法机构中的法官多样性能够提供多元视角和防止司法失误。

7. 高等教育与多样性:

高等教育机构应该追求多维度的异质性,包括但不限于种族多样性,以便促进学生间的观点交流和提高教育质量。

如同在立法机构中需要“多方的碰撞”,大学也应该通过促进不同背景和经历的学生互动,以减少从众和极化现象的风险。

8. 结论的宏观视角:

社会通常倾向于将从众者视为维护整体利益的力量,而将异见者视为破坏稳定的因素。

然而,长远来看,健康的运转社会需要压制从众并促进异见,因为这不仅关乎保护个体权利,更是为了保护社会本身的健康发展和长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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