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交通事故认定书可诉性以实现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思维导图

从该条规定来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似乎仅仅具有证据功能，但该法未明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也未规定如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是否可以申请复议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司法实践中来看，新的道交法实施后，在交通事故当事人不服事故认定时，不能提起行政复议，人民法院也不受理因不服事故认定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理论上只可在民事诉讼中作为普通证据予以质证，导致了当事人在事实上无法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司法救济。

究其实质来说，交通事故认定书只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管理职权依法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兼具证据功能的行政确权行为，应当赋予其可诉性以实现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权利救济。 下面就具体行政行为所具有行政性、相对性、程序性、可撤销性等特征来分析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公安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则被法律赋予了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的行政职责。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该规定明确指出公安机关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主管机关，作出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职责。公安机关行使的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权与行政管理职能直接相联系，其依职权处理交通事故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并按法定程序向交通事故当事人送达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行政法上的公定效力，属单方行政职权行为，它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性特征。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第四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现场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自勘查现场之日起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肇事逃逸的，在查获交通肇事逃逸人和车辆后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或者重新检验、鉴定结果确定后五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第三款明确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 由此可以看出，交通事故认定的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性特征。

当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明显不当时，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可以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否定其法律效力，该法定程序是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监督程序。在撤销前，任何当事人，其他国家机关都无权擅自否认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结合交通事故认定来看，一经作出，即对事故当事人产生拘束力，但同时它仍可以被撤销。至今仍生效的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给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关于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的批复中明确规定：根据《人民警察法》第43条 “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的规定，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如发现下级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错误，上级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原办案单位自行纠正，也可以直接予以撤销或变更，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办案单位，但不宜采用“不予采信”的做法。从该批复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作出事故认定的行为是其根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职权的执法行为，且明确该行为应当受到上级机关监督，当行为不当时还应当予以撤销，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交通事故认定书被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依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依据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事故认定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

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如果事故当事人各方首先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进行调解，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以交通事故认定为基础，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事故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对赔偿问题作出调解。在调解不成或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交通事故认定书则是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前提。

根据笔者的办案实践，法官们无一例外地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确定的各方责任以及责任大小，对赔偿问题作出调解或判决，即使当事人对于事故认定存在异议，法官也往往以无相反证据证明为由不予采信，造成了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的独大地位。因为事故认定书一经作出，当事人事后很难通过收集证据来推翻认定结论，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基础下，必定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即使法官认为该认定书不妥，也只会在承担责任比例上做出相应调整，而不会轻易改变责任划分，因为法官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只能查阅事发后交警部门所做的各种材料，要重新收集或者改变具有法定职权的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一是难度很大，二是相对于直接处理事故的交警来说，法官并不是交通事故处理方面的专家，因此依据交警部门提供的资料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以看出，以上不论哪一种责任，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存在都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交通事故当事人不服事故认定而法律却没有赋予其对事故认定书提起行政诉讼权利的话，会使当事人失去最后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