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经济合同违约研究思维导图

实施违约行为的主体就是违约主体。对违约主体之研究，可以把握我国不同经济成份的法人和个人的违约演变现状和违约与市场化的相互关系。我们通过对约2000经济合同判例的输机统计分析，在我国的合同违约主体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伴随着我国经济成份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经济合同的违约主体呈多元化的结构状态。在 我国，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包括农户)，还是三资企业都具有相对独立 或完全独立的经济利益。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盆的关心，他们都会做出履约还是违约的选择。

违约主体中各种不同经济成份的比例在发生亘变。根据我们对2000经济合同判例的输机统计，国有企业在违约主体中所占比例由1979年以前的80%下降到1986年的14%，体企业由1979年以前的不足20%上升到1986年的55%，个体企业(包括农户)由1979年以前的2%上升到1986年的22%。国有企业作为违约主体的比例的急剧下降和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包括农户)作为违约主体的比例的不断上升构成了我国违约主体的变化图。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与我国各种经济成份的上升幅度有关联。改革、开放带来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的急剧增多和蓬勃发展，致使他们签订的合同份数亦急剧增多。这样，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在违约主体中的比例上升也就成为意料之中了。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违约与其市场化程度无正比关系可言。这是因为共经 济活动全部用契约关系来复盖，同时形成了契约种类的保障机制。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时 期，由于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以及与之相关的保障机制未臻完善，以致各种经济成份成为违 约主体的比例与其市场化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共用契约组织经 济活动的程度越高和契约的复盖面越大，共成为违约主体的比例就越大。反之，企业的市场 化程度越低，其运用契约组织经济活动的程度越低和契约的复盖面越小，其在违约主体中所 占的比例就越小。

国有企业，特别是二些大型的国有工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还受控于国家的指令性计 划。虽然这种计划的执行，部分也采用合同的形式，但是，这种合同并非冀正的市场运行中 的合同，具有行政约束和无市场风险的特点。—这种合同的签订和执行不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是基手上级指令的约束。由手利盎机制的淡化，导致了当事人对履约质量的低要求。所以，这种合同以其低违约率或无违约率的形象出现。

集体企业，大多数已直接以市场为驰聘的疆场。其整个经济活动，从原材料的购买，到 产品的销售，都是以契约来加以组织的。由于集体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契约化程度高，契约的 复盖面大，其成为违约主体的可能性也就大。因此，集体企业在违约主体中的高比例也就顺 理成章了。

个体企业从一开始诞生就与国家计划无缘，只好到市场中去进行博奕。与农户有关的需要判决和仲裁的合同纠纷主要发生在承包合同领域。个体户和私人企业目前以“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所占比重较高，这种交易方式发生合同纠纷的可能性较低。虽然不少 农村已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但就广大农村而言，还处在刚刚解决或正在解决温饱问题 的经济状态下，组织经济活动的契约化还处在萌芽阶段。因此，个体经济的大基数与其作为 违约主体的实际比例并不太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1.因质(数)量和价金问题引起的违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2.因质(数)量问题引起的违约比例呈下降趋势

3、因价金违约比例的高居不下和逐渐上升

4. 因履约期限、方式、地点的违约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违约损害分为违约的直观损害和违约的社会损害。

违约的社会损害，是以契约为形态的市场运行的交易费用的增加，是市场效率和整个社会经济效盆的下降。

违约的道观损害，是给当事一方或双力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或者表现为当事人 财产(包括金钱)的直接损坏或减少，或者表现为当事人预期利盆(包括获盆机会)的失去，更多的则表现为财产直接减少和失去预期利盆的综合形态。

违约的直接受害者-合同当事人，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同，所受损害自然也产生程度不同和性质不同的结果。

对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合同的不能履行带来的不只是企业本身的损央，而是国家计划的不能执行和落空。这种损失是难以估算的。然而，实践中解纷人员在产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只补偿直接损失的观念，使得受害方所受损失的弥补只是实际损失的很小一部分。

对于一些刚刚兴办的贸易货栈式新型商业公司，他方违约则甚至可能导致这些企业的经营中断，乃至破产、倒闭。

对于农业承包合同来说，发包方的违约往往会造成承包农户的生活、生命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也无法挽回。因为承包农民或农卢将全部有限的家产、资金和人力全部集中在承包项目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一旦发包方撕毁合同，承包农民或农芦便陷入走头无路的困境。

对于双方当事人共同作用的违约损害，明确双方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量的混合违约所造成的损害中，当事人各方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不等的，即;轻度违约和严重违约。违约程度与责任承担成正此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则。

“违约承担责任”是契约法中一条永恒的原则。违约方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是对受害方所受损害的弥补。但受害方所能得到的弥补程度因受损害的程度、性质以及违约方所处的地位而不同。

以直接损失为表现形态的违约损害，违约方对损害的补偿只需支付一种约定或法定的违约金。如果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直接损失，违约方还需支付赔偿金。直接损失易于估算的特点，使得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采取比较坚定的态度。对于直接损失的全部赔偿已成为立法肯定和解纷机构遵循的原则。因此，违约仪引起直接损失的后果，受害方所能得到的弥补程度较高，对其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违约方的“霸主”地位或垄断地位极易戍为受害方与损害弥补的障碍。受害方往往基于实际利益的权衡和各种模糊认识对所受损害是敢怒而不敢苜。

违约方处于一种没有偿还能力的地位，受害方的损害弥补程度自然会降低或成为不可能。特别是负债累累的破产企业，根据破产债务的清偿原则，受害方的损害弥补处于一种较盾的位置。因此，共损害的弥补程度是不首自明了。

违约在以契约为媒介的市场交易中产生，它是契约运行的断层和病变现象。对违约原因的研究是对违约病症的病理学解剖。这种剖析既不能囿手纯法学的视角，也不能归责于某种单一因素的作用。违约作为契约运行的病态表象，寻求其真正的病源，必须立足于我国社会制度演变的过程之中。只有把握这一制度演变进程中的特点，以及随之形成的人们的观念、心理和价值标准，才能弄清违约的真正病源。当然，在对违约原因的剖析中，不能忽视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观念等深层因素。

制度演变过程中的特点之一：虽然旧的产品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管理手段的作用在逐 渐消退，但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对正在形成中的契约制度发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经济主管部门 越俎代疱式地为企业法人代签合同虽然逐渐减少，但权力部门干预合同履行的事件却屡有发 生，以致使“合同签字又画押，不如领导一句活”成为普遍流传的口头禅。行政干预不仅直 接阻碍契约神圣观念的形成，而且直接引起违约后果。

制度演变过程中的特点之二：国家政策和计划的一刀切式的急剧变动和调整。虽然政策 的变动和计划的调整在制度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这种‘刀切式的急剧变动对 契约观念的形成和契约的正常运行是极不利的。1984年掀起的党政军民学经商的热风，放松对公司成立资格的审查，使许多冠以“公司”、 “商行”、 “中心”的皮包公司在一夜之间挂牌营业。据大连市对1984年下半年到工商部门登记的2600家公司的审查中发现，皮包公司达400家。长春市在对公司的清查中发现，在总数12000多家公司中，皮包公司高达9600多家。由于它们“无场所、无资金、无人员”，经营范围无边无际，与外发生联系的合同只能是一纸空文，大量的无效合同随之产生。据上海市人民法院1984年统计，在受理的总合同纠纷案件中，无效合同占20%以上。1985年的财政紧缩政策的出台，大批基建项目随之下马，使得与之有关的大批合同履行受挫。据深圳市调查，在1985年对基建项目的压缩中，仅18层以上的工程项目就有52项下马，与之有关的几千份合同作废，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制度演变过程中的特点之三：在引入市场机制之先，理论准备和立法准备严重不足。我 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严重欠缺的情况下由实践推动进行的。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 立法准备的不足。以法律约束为核心的市场规则没有建立起来。1982年7月实行的《经济合同法》主体规定之欠缺，条文规定之原则，合同种类规定之不足，都深刻地再现了对商品经济理论准备之不足。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 《经济合同法》就显得更不适应。虽然各类经济合同条例也相继颁布，但由于法出多门，条文间互相矛盾、冲突，呈现出紊乱状态。没有建立起契约法的科学体系。立法准备之不足，共严重后果是实践中的无所适从。许多合同的签订无法遵循或不知遵守何法。法律对契约运行的约束和保护自然也就显得难为共力了。

制度演变过程中的特点之四：暴利机会的广泛存在。暴利机会的获取往往以违法或牺牲 长远利益为代价。在完备的市场体系中，暴利机会减少到了极小限度。然而，在我国市场的 表观化进程中，暴利机会广泛存在着。暴利机会的形成依赖于下列几个因素：①行政控制的 退出和市场规则的引入之间存在脱节，形成了约束的疲软或无约束的状态，②竞争者不是处 在同一起跑线上，③价格的双轨制和供给短缺引起的需求矛盾对需求欲望的刺激，④预期交 易的未形成和交易当事人的“一锤子买卖”的心理。为获取暴利的违约具有。故意性、违法 性、犯罪性的特点。我们通过对2000经济合同判例的输机统计发现：①故意性违约和欺诈性违约的比例在逐渐上升，②违法合同案件的比例在逐渐上升，③利用合同进行诈99犯罪，以获取暴利的案件在速渐上并。

制度演变过程中的特征之五：契约约束的法律规则还没有被人们所掌握。对法律缺乏了 解乃至无知，是造成违约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法院和仲裁机关受理的合同纠纷中，无知性违 约占60%以上。对契约约束的法律规则不了解或无知的主要表现为：①大量存在的口头协议和君子协定。这种合同往往以纠纷发生而收场。②大量的合同条款不清、责任不明，措词模棱两可。如“及时交货”、 “货到付款”、 “按质量验收过秤” (无质量标准规定)等缺乏准确参数的行文俯拾即是。根据辽宁省某大型国有企业对1985年的3563份合同的抽查，89%的合同没有违约条款，84%的合同没有质量标准，82%的合同没有价金条款，基本符合要求的只占7.2%。⑧代理权不明和越权代理十分突出。虽然《经济合同法》有授权委托书的要求，但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企业的代理人无授权委托书。共后果，一方面为代理人获取不法利益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为企业推卸责任找到了借口。④混合违约现象十分突出，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另一方不懂得使用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往往采取报复性措施，形成混合违约。

体制演变过程中的特征之六：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激烈冲突。几十年来形成的不患贫 只患不均的传统平均主义思想与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和档次拉开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幽灵还在处处作崇。

其表现之一是红眼病。这突出反映在农村承包合同和工业承包合同中。当承包人获取了 超过人们预想的利益时，各种势力就可能以各种理由变更合同，甚至野蛮地撕毁合同。共表现之二是“摊派病”和“攀此病”。由于企业责任制-承包制的推行，调整了企业组织和其它社会组织的利盆分配，各社会集团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纷纷向企业摊派，抽调了企业的大量的流动资金，造成企业的流动资金短缺，生产和经营的正常秩序被打破，引起违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