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誉权诉讼的目的谈解决名誉权纠纷的机制创新思维导图

虽然诉讼的重要使命是查明事实，然而名誉权诉讼的结果很难说对澄清事实有多少帮助。

诉讼有其本身的规律，诉讼过程中，对抗的双方的根本目的都是想获胜，而澄清事实并非其目标。美国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被告席上的新闻机构》一文中对诉讼的特点有精辟的评论：

不管是否受到不正当的影响，名誉权诉讼的结果与原告是否清白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胜诉或败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或博弈的结果。深圳世纪星股份有限公司诉财经杂志社案件中，一审原告胜诉了(至少绝大多数新闻报道是这麽说的)，但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承认被告文章中的不少内容并无失实，至少在华乐大厦销售的财务处理上是存在操纵的。在蓝田股份有限公司诉刘姝威侵犯名誉权案件中，法院驳回了蓝田股份的起诉，媒体大多将诉讼结果报道为蓝田股份败诉或者刘姝威胜诉，其实，法院驳回起诉是因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根本没有对实体问题进行过任何审理。

大部分社会公众是通过媒体了解到涉及某公众人物的名誉权诉讼的。媒体以追求新闻价值最大化为行为准则，其对诉讼的报道很难是全面和准确的，非法律专业人士对于诉讼结果的认知经常是基于其朴素的知识和经验，而这种知识或经验有可能是靠不住的。双重失真的结果就是更远地偏离真相。这实际上也是一些原告动辄提起名誉权诉讼的部分原因。

即使能对澄清事实有所帮助，诉讼也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手段。以世纪星源诉财经杂志案为例，原告指出被告文章中存在问题的地方合计不足20处，但是，这场诉讼光一审的成本就非常惊人，把法官、双方律师的时间货币化，估计光专业人员的时间成本即不下30万元。

上面分析了诉讼对澄清事实的作用，结论是：诉讼不是澄清事实的有效手段。但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解决名誉权纠纷呢?如果没有，诉讼仍只能是唯一的手段，上面的分析便没有任何意义。

诉讼手段的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诉讼有诉讼本身的规律，而传媒有传媒的内在文化。解铃还需系铃人，传媒的问题首先应尝试由传媒自己解决。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是：由国家立法规定：

由上述规则x构成的名誉权保护机制能能较好地平衡对名誉权和媒体权利的保护，并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保证传达给公众的信息的真实性：因为《澄清声明》是由自认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人起草的，由涉嫌侵权的媒体审查后发布的。如果媒体认为《澄清声明》中的内容明显站不住脚，或者根据媒体掌握的证据，认为《澄清声明》明显不真实，即使在诉讼中也不怕质证，媒体从维护自己声誉的角度出发，应会选择拒绝发布《澄清声明》，甚至首先以侵犯报道权起诉。在这种制约下，《澄清声明》应具有更大的可信度。

上述规则避免了现行名誉权诉讼审判中最难把握的两个问题：一是对主观过错的认定y，二是对基本真实及基本失实的认定z。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样的情形：即某种言论造成的损害非常大，仅发布一个《澄清声明》是否对受害人不公平?会不会鼓励媒体发布更多不负责任的言论?

我一向认为：如果某种言论的杀伤力确实强大，那么受害者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就会获知，而如果其作出快速反应，要求发布《澄清声明》，则损害后果应该是可以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而且对于严重的故意诽谤，受害者可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损害程度严重的诽谤。

上述规则会不会导致一些肆无忌惮的媒体的出现呢，因为按照这套规则，它完全可以在乱说一通后，再通过发布一个《澄清声明》了事。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媒体可能会有，但是，在公众了解了其品性后，其破坏名誉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在接受它提供的信息时，会产生免疫力的，正如人们看周新池的搞笑电影，没有人会愚蠢到信以为真的地步。(2002年9月)

质疑及答复汇编(希望进一步听到高手的评论)

[刘育琳]

质疑：

答复：

明确了这一点，你的问题2就不存在了。对于问题1，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杜绝名誉权侵权是不可能的，就像不能杜绝犯罪一样，减少还可以谈，但是，任何政策都会有副作用，如果一味想减少名誉权侵权，结果使得大家都不敢说话，这样的政策就是愚蠢的，甚至是罪恶的

如果让被侵权者自己去写澄清声明，我认为会造成权利、义务的严重不对等。我被侵权，不能告，得自己先履行写澄清声明的义务，写完了能不能刊登，侵权人有权决定，侵权人不想打官司就同意刊登，刊登完了就息诉了。我觉得这会让被侵权者感觉不舒服。

真是好辩手。不过，设想一下，有篇文章说你在代理某案件时，不负责任，把证据搞丢了，因而导致败诉。你觉得很冤，这时，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你可能想揍那个造谣作者，但冷静下来后，我想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希望澄清事实，这时，让媒体刊登澄清声明究竟是一种权利还是义务呢?

答复：

质疑：

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