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权保护的视角考察宣告死亡制度思维导图

二、人权的相对性与宣告死亡人权的相对性要求对人权进行限制,法治社会没有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不能解释为纵容,都应承认它有一个边界,这种限制应被理解为对它的肯定。通过法律的规定实现公共权力和自然人权利相和谐的状态。自由权并不是恣意任性的权利,在法治社会它要受到双重的限制。第一,是一个人的自由须以其他人同等的自由权为限;第二,是法律的明确保护范围。如果一个自然人,为实现自己所谓的“自由”、“权利”,长期与其近亲属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不通音信,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势必就会侵害他的近亲属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一方面,所有的人都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与其他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某一主体的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主体发生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他对自己特殊利益的追求,也会这样和那样地影响到其他主体的特殊利益。一个人离开住所,下落不明,时间过长,就势必影响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和人身利益,甚至危及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用法律对这种特定状态予以规制,明确保护范围,才能在因自然人的失踪引起的不稳定的社会关系范围内真正实现公共权力和自然人权利相和谐的状态。另一方面,人们在基于行为自由参与社会活动时,就不得不考虑其自由和行为可能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的影响,谋求尽力避免妨害其他社会主体所应享有的或法定的利益。以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通讯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通知联系极为便捷,而任何人都有稳定自己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因此,对于长期下落不明的失踪人,不管是因为主观上的原因,不想尽义务,还是因为客观上的原因无法尽义务,由法律规定一定的条件与程序,对其进行一定的制裁即“宣告死亡”,使受其影响的近亲属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得到尊重,保护和救济,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不是侵犯人权,而是在保护更多人的人权和公共秩序。综上所述,人权的绝对观,从理论构成上讲是专断的,而当这种专断突破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凸显为一种文化强制,如果极端地付诸于现实,往往成为争端的根源或反人权的后果。这种理解上的失误,会使人权在逻辑上蕴涵了一个很坏的结果,即“破坏人权的人拥有人权”[2]。

三、严格宣告死亡的条件与合理规范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使宣告死亡与人权保护相协调我们对权利进行思考,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规范主体的行为,确立行为自由的界限。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渴望向往并谋求着行为自由,但行为自由的实质和自身的规定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度地扩张。通常把妨碍他人应有的利益应作为个人权利的界限,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他人人权是自己人权的临界点,尊重他人的人权是实现自己人权的义务,自己的人权只能以他人同样的人权为界限。”[3]保护失踪人的人权应以保护与失踪人有利害关系人的人权及公共利益为临界点,反之亦同。我们这个社会必须保持一定的秩序,这些秩序是个人行使权利的框架,权利的主张必须符合程序上、形式上的要求,这种对主体权利行使的一种限制,发生在个人与社会两者之间,使其权利互相“碰撞”时,则应采取通常的“优先”的原则,即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个人的利益。在宣告死亡的制度中,表现为优先保护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人权及公共利益。这也是宣告死亡制度得以设立的立法价值之所在。然而,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平等是尊严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不是事实上的等同。平等权意味着人人有平等的自由选择权,人人有平等的人格权;这就要求宣告死亡制度的设立,必须严谨科学,做到既能保护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人权及公共利益,又能使实际上并未死亡的失踪人的人权得到充分的保护。由于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价值倾向于保护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人权及公共利益,这显然对实际上并未死亡的失踪人非常不利,当然,在现代社会,信息传递瞬息万里,失踪数年后,失踪人仍不作任何反应,对其进行一定的制裁是无可厚非的。但严格宣告死亡的条件与合理规范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却是保护实际上并未死亡的失踪人的人权的有效途径。

引用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