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WTO体制任重道远思维导图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同时强调，“中国加入WTO后，在出版物市场准入方面一直认真履行WTO协定项下的义务”，但是，通过专家组报告“不经意间”所透露出来的一个“细节”，也许更能彰显本质，能够反映出中国“入世”（此处的“入世”既指实质性地融入WTO体制之中，也含有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入世”之意）及走向世界的艰难。

在诉讼的过程中，中美围绕中国相关措施中的某些词汇的翻译问题产正了较大争执，诸如“总发行”、“发行”、“总批发”、“外商”、“控股”、“电影”、“权益”等等。对于其中的某些词汇，中美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翻译。例如，关于“权益”，美方的翻译是“rights and interest”，中国则将之翻译为“equity”；对于另外一些词汇，尽管美国提供了自己的翻译，中国自己的反应则为“不能翻译”（cannot be translated），诸如“总发行”、“发行”、“总批发”等。为了解决翻译争议，为争端的解决扫清“技术性障碍”，专家组没少想办法。

专家组开始建议以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UNOG）为独立的第三人来解决翻译争议，但由于UNOG工作负荷及资源有限的原因，美国转而建议由私人翻译公司来承担这一任务，中国对此建议表示了自己的关切。在此背景下，专家组转而与联合国内罗毕办公室（UNON）联系，UNON接受了这一委托，以中美各自的翻译为基础，最终于2002年2月10日提供了自己“独立”的翻译。这一翻译为专家组在最终报告中所采用。

对于那些被中国称为“不能翻译”的词汇，有意思的是，由于中国没能提供任何翻译以作为“参考”，UNON完全采用了美国所提供的翻译，例如，UNON同样将“总发行”翻译为“master distribution”，将“总批发”翻译为“master wholesale”等。对于那些“能被翻译”的词汇，对于中美各自提供的翻译，UNON则互有选择。

中美之间围绕“翻译”这一“小插曲”所产生的争议及由此而来的表现无疑让人印象深刻，“旁观者”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深入观察和体会中国的“绝佳场景”：

中美之间上述围绕翻译所产生的分歧，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理解的差异那么简单，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甚至传统中某些固有的缺陷或不足，诸如实际诉讼技术和诉讼能力的不足，如何通过把握适当的机会来扩张和维护自身利益等。而这种缺陷或不足，正是中国在面对今后世界冲击过程中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在融入WTO体制和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还将碰到更多的挫折和困境！

而在上述所有这些缺陷和不足中，逻辑的自洽和思维的严谨、准确、精细无疑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改善的。与西方相比，我们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上，都相对粗线条，简单化，而很少从准确、严谨、精细等角度去考虑如何制定法律规范，如何解释和适用相应法律规范等。于是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在实践中，一方面，我们没能制定出那种像法国《民法典》那样条款长达近3000条的《民法典》等任何类似法典，另一方面，少见我国法律中有专门的“定义”条款。

从这个意义来看，此次中美围绕我国出版物市场准入的争端及专家组的相应裁决，实际上相当于给我们上了一次法律诉讼技术课和法律思维方法课。中国要想成功地融入世界，以一种能够让他国甚至世界都“懂”或“理解”的方式来与他国交往，在全球国家利益的角逐中为自身赢得主动，中国自身必须转变自身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特别是在国际诉讼之中，无论是参与今后的WTO裁决实践还是其他争端解决机构的争端解决实践，中国都应首先学会如何通过每一个细节来主张、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这是争取争端的最终胜利的“不二法门”。如果细节问题没处理好，最终诉讼胜利的大门，大体上是不会向自己“打开”的。这样的话，中国就没办法成功地维护自身利益，也没办法把自身利益成功地融入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形成过程之中。（知识产权报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