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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转移优质资产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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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曝出“三聚氰胺事件”,三鹿集团停产整顿50天、重组还陷入僵局的时候,却传出了三鹿集团旗下部分非核心子公司脱离三鹿,更名恢复生产的消息。奶业专家表示,“这种转移是一种对债权债务人不负责任的行为,还可能会对整个三鹿的重组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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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三鹿转移优质资产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恢复生产引发质疑

据媒体报道,石家庄市常务副市长栗进路在10月28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称,目前,三鹿核心企业开工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非核心企业除一家不用更名外,其余7家已全部更名,并已陆续开工生产。

栗进路表示,本着先开工再重组的思路,三鹿将采取委托加工、贴牌生产、租赁等方式,尽快启动生产。

据知情人士透露,现在恢复生产的多是上世纪90年代初和其他奶企合资经营的一些企业,现在脱离三鹿后,就恢复原来的品牌,如君乐宝等;也有采取加工的方式,生产半成品供应给中小企业。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前,生产三鹿红枣酸奶的公司名为“石家庄三鹿乳品有限公司”,现在已更名为“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最早提出“希望三鹿先开工后重组”的乳业专家之一、中国奶业协会理事王丁棉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先生产,后重组只能作为一个务实的应急措施,不能根本上解决三鹿兼并案。”

“这种转移是一种对债权债务人不负责任的行为,还可能会对整个三鹿的重组产生负面影响。”王丁棉称,现在如果将优质资产转移出去,资产完全剥离,三鹿将成为一个空壳,受害人、债权人的赔偿、债务也没有保障了,今后还可能引发司法纠纷。

对于三鹿旗下核心企业近期将开工的说法,王丁棉称,“现在三鹿不可能全部厂都恢复,否则三鹿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

重组尚不明朗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由危机处理小组牵头做出的《关于三鹿集团整顿和下一步发展方案》已经报工信部研究协调,原则性的东西已经定下来,但仍尚未明确谁是三鹿的接盘者。

王丁棉表示,目前已经有索赔、债务、是否整体出让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三鹿的重组困难重重,现在三鹿部分优质资产的剥离将成为三鹿重组的又一个障碍。

据了解,石家庄市政府已经成立了由一名副市长为组长的企业重组新生洽谈领导小组,目前积极与战略投资者洽谈接触,组织推进企业重组新生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与三鹿并购谈判较为密切的三元和完达山,娃哈哈、飞鹤等企业也在积极地签署产品购销、委托加工合同。

对于三鹿部分分公司开工的消息,刚刚首次在公告中承认与三鹿并购谈判的三元董事会秘书王钤昨日称对此还不知情,仅表示现在与三鹿的重组谈判还在进行中,具体什么时候能有结果现在还无法预测。

昨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人士也向记者表示,由于涉及到很多问题,而且是几十亿元的规模,三鹿的重组“不会太快”。

在王丁棉来看,三鹿的重组还仅仅停留在方案讨论阶段,招标、评估等还需要一个过程。“三鹿的重组很有可能持续三五个月。”

三鹿集团被吊销婴幼儿乳粉生产许可证

今年9月,媒体报道三鹿集团婴幼儿配方乳粉致婴幼儿肾结石。经查,致病主要原因是患儿服用的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此后,河北省政府做出决定,对三鹿集团停产整顿。此次国家质检总局吊销其许可证,意味着三鹿集团已无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资格。

此外,北京味全食品有限公司等近900家企业因停产或倒闭等原因被注销许可证。

■三鹿集团发展历程

石家庄三鹿集团是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连续6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三鹿集团前身是1956年2月16日成立的“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几代人半个世纪的奋斗,在同行业创造了多项奇迹和“五个率先”:1983年,率先研制、生产母乳化奶粉(婴儿配方奶粉);1986年,率先创造并推广“奶牛下乡、牛奶进城”城乡联合模式……

三鹿奶粉产销量连续15年实现全国第一,酸牛奶进入全国第二名,液体奶进入全国前三名。2006年位居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经中国品牌资产评价中心评定,三鹿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

2006年6月15日,三鹿集团与全球最大的乳品制造商之一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的合资公司正式运营,标志着三鹿向着“瞄准国际领先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2008年9月,三鹿集团出现“问题奶粉”事件。

同年10月,三鹿集团被吊销婴幼儿乳粉生产许可证。

三元首次表态正洽购三鹿“蛇吞象”存疑

自从“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除了三鹿,还有一家奶业公司也备受关注,那就是三元股份。28日,三元股份再次发布公告,首次表态正在商讨收购三鹿事宜。时隔35天后,三元终于说出了这个“路人皆知”的秘密。

三元股份能透露的似乎也仅限于此。30日,三元股份董秘王钤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及“三元的首次表态,是否意味着三元收购三鹿已经有了最新进展”?王钤回复说:“不能这样来猜测,我们也不会这样去误导投资者。建议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等收购事宜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会及时公布出来。”

利益的平衡

9月26日停牌以来,三元股份就被牵扯到对三鹿的并购传闻中,期间也一度传出双方谈崩的消息。三元不是唯一的主角,另外几家乳业公司也有意收购三鹿。不久前,工信部召集多家企业共商三鹿重组大计,娃哈哈、三元、飞鹤、完达山等企业均在其中。于是外界猜测最终可能出现几家共同接手三鹿的结果。

从最新形势来看,在10月初娃哈哈首次表示对收购三鹿感兴趣之后,没了下文,仅仅是派去一名部长接触过几次,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炒作。位于黑龙江的完达山似乎有意借机扩大自己的乳业版图。完达山董事长李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一直在忙(收购)这个事,但没什么进展”。相比前段时间他做客央视“对话”时“绝不放弃这次机会”的强势宣言,这个表态似乎并不乐观。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三元,政府的意志将主导整个事件的发展。”有消息人士透露,现阶段三元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三鹿的并购上,双方已经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北京地区已经不能满足三元的发展,而北京市政府也很想扶持本地乳业企业,加上北京离河北不远,三鹿的渠道和市场都是三元所需要的。

三元的挑战

二线品牌的三元将如何上演收购三鹿的“蛇吞象”大戏?资金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三元目前总市值约为35亿元。根据10月29日三元公布的三季报,1至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1万余元,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9536万元。而三鹿截至2007年底的总资产16.19亿元,总负债3.95亿元,净资产12.24亿元,当年的销售收入为100亿元。

专家认为,虽然目前三鹿资产已大幅“缩水”,但三元股份还缺乏整体收购三鹿集团的实力。三元只愿意收购部分优质资产,而三鹿打算将所有资产打包给三元,这还需要双方进一步沟通和政府的指导。

另外,三鹿集团当前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明确,三鹿的参股企业、控股企业以后的走向、加上还有几家潜在的收购方对于三元来说,都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即使是三元成功并购三鹿,但对于以前主要市场在北京的三元来说,怎样很好利用三鹿在全国的销售网络?这么多地区的奶源和市场一下子集中起来,三元的市场营销能力和分销能力将接受考验。

“善后”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人士坦言,“善后”问题是收购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企业所造成的后果由政府来买单不符合经济规律,政府只能发挥协调沟通的作用。目前已有消费者向三鹿进行索赔,三鹿须赔偿多少尚无定数。另据三鹿的计算,此次召回的奶粉总量超过1000吨,涉及退赔金额约在7亿元以上。

九结石患儿家长状告三鹿共计索赔130多万元

系国内首起集中诉三鹿集团的索赔案例,共计索赔130多万元

昨天,来自山东、河南、福建等地区的9名受害患儿家属,同时将9份起诉三鹿的诉状递交至河北石家庄新华区法院,共计索赔130多万元。据悉,这是国内首起消费者以集中递交起诉书的方式起诉三鹿集团的索赔案例。

仍有六名患儿未出院

昨天,在德衡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4位代理律师的陪同下,9名患儿的家长特地从打工地北京、天津以及各自家乡赴石家庄。据该律所季成律师透露,9名受害儿童都是因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而出现尿血、泌尿系统结石等症状而先后入院治疗,至今有6名儿童尚未出院。

九名患儿中,欣欣(化名)是最早被诊断出肾结石的孩子。1岁多的欣欣(化名)家住河北遵化,一直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今年7月份,欣欣的父母觉得孩子不大正常就来到当地县医院治疗,当时就被诊断出有尿血、肾结石等症状。随后欣欣父母带着他住进了天津一家医院,在病情仍然没有好转的情况下转入北京市儿童医院。经过系统治疗,于10月份才顺利出院。

据悉,目前9名受害患儿的父母都完整保存了服用三鹿婴幼儿奶粉的购物证明、以及医院的诊断证明和病历等证据。每名患儿的索赔金额在14万至16万元之间。“危害程度不同,病情严重程度不同,住院时间也不同,还有陪护、误工等损失也不同,所以索赔金额各自有所差异。”代理律师季成表示。

法院尚无明确答复

目前,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接受了起诉材料,但没有给予明确答复。9名受害患儿家长及其代理律师正在等待法院的受理。

据律师介绍,患儿的律师费及诉讼费等费用均由“德衡未成年人保护基金”代为垫付。

政府是否应该为三鹿公司的侵权行为埋单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每年世界各地都要发生多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奶制品安全事件有:2000年日本最大奶制品企业雪印公司特大污染事件,2002年丹麦产荷兰“多美滋”奶粉受微小金属颗粒和润滑油污染事件,2002年美国雅培婴儿奶粉事件,2005年的雀巢奶粉碘含量超标事件,2006年美国Gentilease婴儿奶粉含金属颗粒超标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等。此外死亡200人以上的食品安全事故有:1900年,英国曼彻斯特市民由于饮用含砷啤酒造成中毒,1000人死亡;1981年西班牙菜籽油食物中毒案致残2.5万人,死亡600人;1971年伊拉克误将浸泡农药的玉米、小麦种子食用,造成甲基汞中毒8万人,8000人死亡等。可见解决食品安全事件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政府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在第一时间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做出一系列部署,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所需治疗费用由同级财政预拨垫支,中央财政对确有困难的予以适当支持。这一系列措施对稳定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引来不少争议。

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国家是否应该为三鹿公司的侵权行为埋单。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3条,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因此,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中,患者的治疗检查费用应该由生产商与经销商承担。国家垫付治疗检查费用之后,取得了代位求偿权,可以向有关责任企业追偿。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9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责成各有关认证认可机关,依法撤销三鹿公司及其产品相关认证认可证书,吊销出口食品卫生注册资格。这样,一旦三鹿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及患者治疗检查费用,实质上就成为国家为三鹿公司的侵权行为埋单。

国家为婴幼儿奶粉患者垫付治疗检查费用后,取得了请求责任企业承担偿还其垫付治疗检查费用的代位权,但患者仍然拥有要求责任企业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其它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赔偿的权利。国家和患者作为责任企业的债权人,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在三鹿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时,只能按债权比例进行清偿。这样国家实质承担了患者的部分精神损害赔偿与间接损失赔偿,突破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只承担直接经济损失赔偿,而不承担间接经济损失赔偿;只承担经济损失的赔偿,而不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与消极的不作为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失的规定。

笔者认为,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为婴幼儿患者垫付治疗检查费用并无不妥。因为第一,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涉及面之广,受害人达4.5万人之多,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救人,挽救婴幼儿的生命,其次才是追究责任企业与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在如此紧急状态下,国家立即启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垫付治疗检查费用,就是为争分夺秒挽救婴幼儿患者的生命创造了必要条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完全符合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事实上,在紧急状态下,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政府垫付或承担相关费用已经成为国际惯例。

俄罗斯1994年通过了关于保护居民和领土免受自然或人为灾害法,对于在俄生活的各国公民、无国籍人提供免受自然与人为灾害影响的法律保护。如果外国人在俄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毒需要及时抢救治疗,所需一切费用均由政府承担。

第二,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确保其及时得到有效治疗,是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有时政府不得不综合分析考虑就业、税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因素,除了加强对责任企业的监管,对其作出处罚之外,还应对其采取拯救措施,以避免其破产,承担受害人的部分治疗与困难补助等费用。这在国际实践中也不乏先例。

在美国,由于有健全的健康保险制度,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所需治疗费用首先由保险公司垫付,然后向责任企业追偿。责任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国家承担。而且,受害人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生活及其它方面困难的,还可以向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申请救济。

1971年伊拉克误将浸泡农药的玉米、小麦种子食用,造成8万人甲基汞中毒,8000人死亡,政府立刻采取紧急措施,承担受害人的治疗费用,并对生活困难的受害人提供救济。

2002年丹麦产荷兰“多美滋”奶粉受微小金属颗粒和润滑油污染,政府要求责任企业采取全球紧急召回措施等,政府承担了部分召回费用。

1955年日本著名乳制品企业森永公司承认将有毒化合物当作乳质稳定剂添加到奶粉中,在事故发生一年内,共有130名婴儿不幸死亡。由于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商会与责任企业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卫生部聘请五人专家组就受害者的病情进行鉴定与评估,其费用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而不是责任企业支付,诊查费用分别由森永乳业负担1000万日元,卫生部负担130万日元。

第三,国家为患者承担部分治疗费用,并不违反国家赔偿法,因为国家为患者承担部分治疗费用,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另外,即使适用国家赔偿法,因其修改滞后,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如果仍然拘泥于其规定,就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突破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为婴幼儿患者承担部分治疗费并无不妥。

事实上,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国家有关机关曾突破了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向全国通报的十起哄抬“非典”物品价格行为的处罚,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平抑“非典”物品价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深受人们的称赞。

今后在修改相关法律时,要赋予国务院在全国紧急状态下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避免自然或人为灾害进一步扩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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