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产刑的执行机构思维导图

本次调研以我院2007、2008年度刑庭判处财产刑的情况和执行机构执行财产刑的现状为调研对象。2007年度，我院刑庭共判处财产刑案件460件、涉案人员502人，占该年度刑庭结案数的75.2%，其中单处罚金刑5件，并处罚金刑430件，并处没收财产刑25件，判处的财产刑总额达60余万元，而实际执行到位的不足2万元，其中犯罪人自动缴纳的占90%以上，强制执行的不足10%;2008年度，我院刑庭共判处财产刑案件352件、涉案人员386人，占该年度刑庭结案数的72.1%，其中单处罚金刑11件，并处罚金刑331件，并处没收财产刑10件，判处的财产刑总额达50万余元，而实际执行到位的不足1万元，80%以上到位金额由犯罪人自动缴纳。[①]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二是对于财产刑金额的确定标准不统一，没有考虑被告人财产状况。刑法规定根据犯罪情节来确定罚金数额，审判实践中很少考虑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对于判处没收部分财产的和没收全部财产的，由于法律未将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明确规定为判罚依据，所以在审判阶段就没有对其进行审查及析产，结果致使被告人财产状况不清，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其三是财产刑的适用幅度大。突出表现在罚金刑和没收部分财产刑对数额的确定上。由于刑法要求审判人员根据犯罪情节适用财产刑，因而导致罚金刑的适量无有据可依，至于没收财产刑更无确定的标准，给执行机构的执行增添了难度。

其四是判处财产刑以附加适用的方式为主。其中2007年度有455件刑事案件属于并处型财产刑，2008年度有341件刑事案件属于并处型财产刑，占比均高达90%以上。

其五是财产刑的执结率不高。97刑法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97刑法中共有147个条文规定了罚金刑，59个条文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分别占刑法分则条文总数的42%和17%。有200多个罪名单独或可选择的适用罚金和没收财产。而根据我们的统计，2007、2008年度我院财产刑的执结率均不足3%。

其六是财产刑的执行方式单一。目前执行财产刑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判前做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工作促使其主动缴纳，通过这种方式执行的财产刑所占比例较大，而通过执行机构强制执行的效果比较差。

㈠ 财产刑执行主体不明确

财产刑的执行主体问题，涉及三个层次，一是执行机关，二是执行机构，三是执行人员。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财产刑的执行机关应是人民法院执行，这并无争议。但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在刑法和刑诉法中关于执行总共只有5个条文(刑法第53、59、60条，刑诉法第219、220条)，这些条文只强调财产刑应由法院执行，而并未明确应由法院的哪个部门来执行。

㈡ 财产刑执行程序的启动不明确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财产刑执行提起的程序。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财产刑如何进入执行程序，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是由刑庭依法移送执行局(庭)、司法警察大队执行，或是由刑庭直接执行，难有法律的支撑。

㈢财产刑的执行强制手段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有查封、扣押的强制手段，但这些手段仅适用于侦查取证，并不适用人民法院对财产刑的执行;民事诉讼法虽然也规定了种种的执行强制手段，但仅适用于民商事案件的执行。这些措施是否也适用于财产刑的执行，因法无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在面对财产刑执行的种种困难时，出现了无法可依的窘境。

㈣被告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财产刑这种刑罚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实践中很多犯罪分子，尤其是抢劫、盗窃等侵财案件中的犯罪分子犯罪前提是本身无可支配的财产，所以对他们判处的财产刑不存在执行的条件。

二是由检察官指挥司法警察执行。日本刑诉法第490条规定：“关于罚金、罚款、没收、追征、罚锾、诉讼费用、赔偿费或暂先交纳的裁判，应当依检察官命令执行。”

三是以检察官执行为主，法官执行为辅。我国台湾地区刑诉法第470条规定：“罚金、罚锾、没收及追征之裁判，应依检察官之命令执行。但罚金、罚锾于裁判宣示后，如经受裁判人同意而检察官不在场者，得由推事当庭指挥执行。”

四是由专职收税官执行。法官刑诉法第707条规定：“罚金的征税事务由专门的收税官负责。收税官以共和国检察官的名义行事，向被判刑人通知其应当支付款项的数额。”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分别有刑庭执行模式、法警队执行模式、执行局执行模式等多种执行模式。刑庭执行模式诞生于计划经济时期，但自97新刑法增加判处财产刑的罪名之后，刑庭已日益不能适应复杂的财产刑执行形势，况且刑庭执行明显违背审执分离的原则;法警队执行模式虽然有法律的授权(《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7条)，在实际的民事执行中司法警察也协助了执行，具有一定的执行经验，但司法警察无法处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实体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其他执行模式要么超出现有的法律规定，交由法院以外的部门执行，要么达不到执行的效果，财产刑执行难同样挑战着司法权威。综观多种执行模式，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我们认为财产刑由执行局(庭)负责执行比较合理。

首先，由执行庭执行财产刑有法律依据。刑诉法第219、220条规定“财产刑由人民法院执行”;民诉法第201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办理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规定》第1条关于执行机构的职责规定：“人民法院根据需要，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设立执行机构，专门负责执行工作”。上述规定已明确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而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工作，而财产刑的执行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执行局执行财产刑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其次，由执行局执行刑事财产刑符合审执分离的司法原则。审判权与执行权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力，从程序上应由不同的职能部门行使，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否则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作为刑庭，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又执行自身审判案件的财产刑，将审判职能与执行职能合二为一，这种情形与审执分离的精神背道而驰。而由执行局负责财产刑的执行，明显符合审执分离的司法原则，可以对刑事审判权进行合理的监督，同样也置本身的执行工作于其他部门的监督之下，可以避免权力的滥用。

再次，由执行局统一执行财产刑，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化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人员，有丰富的执行经验，而这些是刑事审判庭所不具备的。具体到个案，如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查明、依法适用执行强制措施、依法裁定执行案件的中止和终结等，可以由执行局进行统筹安排。由执行局统一执行财产刑能够充分发挥其执行职能，优化资源配制，避免资源浪费。

当然，我们必须面对财产刑的执行给执行局带来的困难，比方说执行人员、执行设备、执行经费等方面的欠缺，都应由相应的改善。而且，对于立法的不明确，我们建议全国人大或最高院完善相关的立法或作出比较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由执行局负责刑事判决财产刑的执行，其启动应由刑事审判庭依职权移送执行局执行，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可以适用民事执行的相关强制措施等。

[①] 本次调研的数据由本院立案庭提供。

延伸阅读：量刑 刑事诉讼法全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第四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