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司法中立 防范司法中情感型关系作用思维导图

当司法人员负责处理的案件当事人有其亲属时，在司法人员和亲属性当事人之间就存在亲属性情感关系。亲等是计算亲属亲疏、远近的单位。在亲属中，亲等数少的，表示亲属关系亲近;亲等数多的，表示亲属关系疏远。据此，在一般情况下，司法人员与当事人之间的亲等数越少，情感型关系就越近;反之，则越远。

在司法人员处理案件时，如果案件当事人曾经与司法人员有过共同的学习、工作、生活、交往的经历，就会成为经历性当事人，两者之间就会存在经历性情感关系。

如果司法人员和案件当事人都曾经经历过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并且两者对案件有着基本上共同的感受，也会存在一定的情感关系，即同感性情感关系。在该关系中，案件性质越相似，处理时间越相近，同感性也就越强。

该情感关系的特点是:司法人员在事先通过新闻媒体、道听途说等方式对案件的有关情况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认识和判断，尽管司法人员之前并不认识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但是在他们之间确确实实已经存在一定的情感关系。由于这种情感关系是通过舆论媒体的影响而形成的，因此可以称之为舆论性情感关系。

中国人乡土意识浓厚，当司法人员所处理案件当事人中有其同乡时，就会存在同乡性情感关系。由于同乡的划分基本上是以地域和籍贯为主要标准，因此同乡性情感关系可以称之为地域性情感关系。

尽管司法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根本不认识、不了解，也没有任何联系，但司法人员基于本身成长、学习、工作、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对某地区、某行业等的人员有感情上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具体案件当事人的感情，从而在司法人员和当事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倾向性的情感关系。

在情感型关系中，司法人员与当事人之间是特殊的情感因素而不是特殊的利益因素来影响司法中立的。伊·亚·伊林指出:“规范法律意识总的来讲就不能简单的被化为一种‘认识’，但它包含了心理生活的全部功能:首先是意志，而且是经过精神熏陶的意志;其次是情感、想象力以及人的一切文化的、经济的心理机能。”司法人员也无法避免这种情感意识的干扰，从而导致作出不公的处理决定。

与利益性关系相比，情感型关系所影响的司法人员人数更多。毕竟大部分当事人不想、不敢或不能给予司法人员以非法利益，而由于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再加上现代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多样、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因素的影响，情感型当事人必然会很多。梁治平在《沉重的“关系”》中尖锐地指出，“不仅个人的生活需要‘关系’，组织和机构的发展也不能没有‘关系’。‘关系’是这个社会的润滑剂，是这个社会的律则。”在当今社会人们对“关系”的高度重视情况下，司法人员的情感型关系当事人数可能以几何倍数的形式增加。

根据心理学理论，黏液质性格的人员受外界影响较小，而且情绪稳定性强;从对性格的分析来看，理智型、意志型、内向型、独立型等性格的人员，理智性强，处事冷静，善于控制言行和情绪，不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具有这些气质和性格的人员比较适合做司法人员。因此在司法机关选拔司法人员时，应对有关人员的气质和性格进行测试，并将其作为是否能成为司法人员的参考条件之一。

加强司法人员中立性的培训，强化司法人员的中立性观念，对于防止司法人员因情感型关系的影响而失去中立性也很重要。把司法人员培养成宽容和超脱性格的人，培养成能理智地对待情感影响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曾讲到，“法官就要耐得住寂寞，享受‘孤独之美’，远离喧哗，远离尘嚣……法官职业就是要求法官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虽然不一定与世隔绝，但绝对不应是一个风云人物……。如果一个法官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朋友遍天下，那么这个人是否适合当法官就值得怀疑了。”此言特别适用于防治经历性、舆论性、地域性和倾向性情感关系对司法人员的影响。司法人员应当尽力克制自己，将沉默、慎言、低调和孤独作为自己必备的优秀品质，尽量与周围的有过经历性、地域性等关系的人员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不要刻意去追求建立、强化、扩大这种关系。司法人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牺牲是必须的，是为了维护司法人员的中立性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为此司法人员应谨慎出入社交场合，谨慎交友，慎重对待与当事人、律师以及可能影响司法人员形象的人员的接触和交往，以免因情感型关系的影响而丧失处理案件所应坚持的司法中立性。

公开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基本身份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性别、籍贯、民族等情况;二是亲属关系，包括其三代以内所有的直系血亲和姻亲以及旁系血亲和姻亲;三是工作情况，包括所有工作过的单位名称和工作期限;四是学习情况，包括所有就读的学校、班级;五是重大个人经历情况，包括曾经参加过的组织、社团等情况。如果以后司法人员的上述个人情况有重大变动，也应该及时予以变更后公开。这样便于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和当事人在了解司法人员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判断司法人员是否和当事人可能存在某种情感型关系并予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