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否让育人者从“指标争夺名利场”脱身思维导图

然而这项改革的福利却并未显现。在大多数地区,中小学教师无法评正高的瓶颈仍未得到突破,“只是感觉‘画了个饼’,以后评正高理论上有希望了,但具体怎么操作还不知道,前途不明朗”。聽

广州某中学李校长工作超过10年,但至今仍然是中级职称。他说,“中小学老师能评上副高的也是凤毛麟角,有时是上千老师争几个名额。”聽

高校教师:科研“大过天”聽聽评教“讨好”学生聽聽聽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科研”似乎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头等“大山”。聽

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做科研、评职称占据了普通教师主要的精力。广州某大学教师告诉记者,在她执教的大学,副教授满5年可以申请评教授,有课时、课题经费、文章和三本专著的要求,这对大多数老师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文科课题经费,申请到的几率非常低。聽

记者采访了解到,高校教师个性强,精于专业但往往不谙人情世故。在职称评定、奖金分配、项目评审、学术声誉等方面,碰到的利益冲突和困扰,实际上并不比一个普通人少。聽

湖北武汉某理工院校的程老师说,对她而言压力最大的是科研。有的学校规定8年之内评不上副教授就要转岗,还有的学校招人开始不给事业编制,规定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科研任务,才能转成事业编制。聽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说,当前整个教师群体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后育意识,即年轻的比年长的懂的要多、要快,这意味着老教师所受的压力比以前都要大。聽

在国内学术界,大量“高龄”副教授面临着一“副”到底的境遇,工作一辈子到退休甚至去世,都不能转正。以“盛产”年轻教授的武汉大学为例,每年教授名额只有几十个,而教师队伍有3600多人,竞争激烈可见一斑。就在2012年,武汉大学一位副教授为评定职称,与评委会教授大打出手。聽

而近年高校实行的学生评教制度,让老师颇感无奈。浙江某高校董老师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根本不敢管学生,因为期末学生要给老师打分,打分的成绩和老师的考核挂钩。所以很多事情老师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要想方设法和学生搞好关系。”聽

量化指标背离“教书育人”初衷聽

广州岑村小学教师林美娟工作20多年,放弃职称评定,不写一篇论文,拒绝上公开课,却在今年的教师节被评为广州市天河区的名师代表之一。聽

自2007年起,林美娟多年来一直坚持只身前往青海玉树高原藏族地区支教;2010年,林美娟在别人不可理喻的目光中怀着“城乡结合地区的孩子更需要我”的信念,毅然放弃市中心名牌学校主动申请到相对偏僻的岑村小学任教,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聽

林美娟对记者说:“评职称,写论文,上公开课,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所做的这些其实并不是为了孩子好,而是为了自己好。我只做一切为了孩子好的事情。”聽

事实上,传统对老师考核种种不合理的量化指标所产生的积弊,越来越被有关部门所认识。广州市天河区今年创新名老师评选办法,打破常规名教师选拔认定的固有框架模式,取消年龄、职称、论文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注重考察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聽

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局长柳恩铭说:“教育可以推动梦想往前走,名师有个性,在教学中尊重孩子们的天性,教育教学的实践效果显著,不管你是公办还是私立,论文多少,年龄多少,职称大小,名师不问出身。”聽

专家呼吁,好老师的评价标准应打破职称、论文、课时等量化指标的考核,建立回归教学育人本质的合理标准。屈哨兵说:“好老师应该具备三点:第一‘带得好学生’,得有教育情怀,得有爱,使得学生在这里养护得到最充分的保障;第二‘站得住讲台’,要关注自己的专业成长,你的专业对于教育的深刻理解;第三‘守得住自己’,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业方面的引路人,也是学生成长的导师,自己的示范,自己的道德表率,在立德树人方面应该作出更出色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