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回到法治轨道，权力须首先守法才可能思维导图

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近来被再次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其实旨在对行政权力的规范与约束。日前，行政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接受媒体专访，回顾行政立法近三十年历程，强调“行政法系的立法过程，是政府权力收缩的过程，更折射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路径较量”。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纵深改革，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赋以“壮士断腕”的力道，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收缩本身，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既有利益与部门利益，在“自我革命”的逻辑范畴内，要真正做到“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市场、社会，不得截留”，殊为不易。而具象化到制度层面，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终究难以绕过包括《行政许可法》在内一揽子行政法律的审视和打量。

所谓行政许可，指的是行政机关依公民、法人申请，审查并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对行政许可特性的解读，学界角度各异，赋权抑或对禁止行为的解禁，见仁见智。于公民、法人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决定了，行政许可的设定更多属于恢复行政相对人自由的行为，而非某项权利的授予。对社会成员普遍限制(或禁止)、同时依申请而有限度许可的实质，根源上是基于特定行为的潜在危险性，这让行政许可本身注定成为一种特例，而非对所有社会行为的普遍约束。政府管的多少与政府的好坏之间，在此节点上建立了联系。

2004年6月，《行政许可法》制定出台，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设定了较明确的界限，部门规章不再拥有设定行政许可权力。但就在《行政许可法》生效前两天，“确需保留的500项行政审批项目”前置性地被设定了行政许可；该法颁行后，又出现所谓“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概念，首次开列211个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就是从那时起，一度被等同化理解的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被刻意区别对待。此后，各地更是大量存在变相设立行政审批的现象。《行政许可法》作为试图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的法律规范，其颁行伊始其实就已经面临妥协与让步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