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适用的慎重性思维导图

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去虽然重视但探讨不多的死刑适用慎重性问题进行全面的研讨。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当前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死刑适用的慎重性，既包括适用死刑的慎重性，也包括不适用死刑的慎重性。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死刑政策的重要方面，需要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分析，注意刑事案件适用死刑之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死刑适用或者不适用的谨慎性。适用死刑，或者不适用死刑，都有必要适应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在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中，“慎用死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1]在相当长的时期，“慎用死刑”被作为“少杀”的内容之一而得到一定的阐述。[2]国家决策领导层对“慎重适用死刑”的问题也很重视。2005年3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虽不会废止死刑，但要用各种制度保障死刑适用的慎重与公正。[3]2007年1月1日起，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司法机关也在此后颁布了数项有关死刑适用的司法解释。这都充分体现出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慎重性态度。但是，关于“慎重适用死刑”在我国死刑政策中的具体地位和意义、与死刑政策中“少杀、可杀可不杀”的内容有何关系等问题，不管是刑事法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鲜有专门和深入的研究。这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死刑变革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具体刑事案件死刑适用或者不适用的妥当性，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关心的话题，甚至成为其衡量司法公信力以及国家权威的重要标尺。如何正确对待社会公众有关死刑的态度并根据“慎用死刑”的政策予以合理的引导，对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有着重要的意义。况且，死刑适用本身作为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4]因此，如何在个案中“慎重地”适用死刑，并合理地确立当前的死刑政策，显然需要予以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简单地看，“慎用死刑”就是对犯罪人慎重地适用死刑。但是，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并不能完全和准确地揭示“慎用死刑”的内涵。“慎用死刑”政策强调的是死刑适用司法活动的慎重性。笔者认为，该政策的内涵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死刑适用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具体而言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死刑案件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即中级以上的各级人民法院。从程序法的角度看，只有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才能够对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进行管辖。如果案件中所有犯罪人都不足以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就没有必要进行管辖。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来说，对一审判处死刑之案件的具体管辖更要慎重。如果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大争议、死刑适用关乎国家的安定团结，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就不宜直接受理一审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否则，就无法解决被适用死刑之被告人的上诉问题，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在具体适用死刑时，人民法院作为适用主体而应该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角度具备并保持谨慎的态度。

“慎用死刑”政策是死刑适用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死刑之适用，首先所要考虑的即是犯罪人的罪行是否符合刑法典第48条第1款所规定之死刑适用标准。只有犯罪人“罪行极其严重”，才能对其适用死刑;只要存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就应该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非死刑立即执行。脱离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就谈不上死刑适用问题，进而也谈不上“慎用死刑”政策的贯彻问题。关于“罪行极其严重”，可以从犯罪性质、犯罪行为导致之社会危害性的程度、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四个方面来理解，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后三个方面要素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即犯罪人基于很大的主观恶性产生了强烈的犯罪意志，实施了性质严重的危害行为，造成了极其严重社会危害。[5]在对“罪行极其严重”以及“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进行判断时，人民法院应当具备足够慎重的态度。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在对有关被告人不适用死刑时，需要对自首、立功、坦白、积极赔偿和真诚悔罪等从宽情节予以准确地认定。[6]

死刑案件中，即便犯罪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也应当承担对被害人或者被害方的民事法律责任;加害方对被害方承担真诚致歉的道义和情感责任;国家对该刑事纠纷的解决还要满足民众对社会安全机制的需求心理。因而即便犯罪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乃至具体执行，或者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而被投入监狱，也并不等于案件中各方的矛盾和冲突完全消失了。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法律的处理(犯罪人被定罪，被判处死刑)仅仅是国家以社会的名义给予处理的方式之一。国家的处理活动未必能够对这些矛盾和冲突予以彻底和全面的解决。因而死刑适用本身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化解和消化已经存在的社会冲突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矛盾。人民法院显然有必要在准确适用法律的情况下认真地考虑和衡量适用死刑以及死刑执行方式的对于缓解或者化解社会冲突、社会矛盾的具体作用和意义，不能草率地做出决定，在必要的情况下可借助于行政机关等其他的社会力量。

“慎用死刑”在刑事法实践中具有重大的价值，既表现在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和进步有着积极的影响，又表现为对刑事司法活动的明确指导。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形成一个印象：“慎杀”的提法主要适用于非和平时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对“慎杀”甚为强调的毛泽东主席主要是在非和平时期提出并积极倡导、推行该政策的。[7]但实际上，该政策对于和平时期的刑事法律活动也必然发挥重大作用，如充分体现“慎杀”政策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法典规定之死刑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过，对“慎用死刑”政策的价值与意义，刑事法界未作过深入的分析。

分析“慎用死刑”政策的意义，从前提上看，应当注意对其与“少杀”、“减少死刑适用”等政策进行必要的界分。尽管关于我国死刑政策的表述将“少杀”与“慎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少杀”是指少用死刑，尽可能不用死刑。对此，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2)“少杀”在内涵上自然包括了绝对不能滥用死刑，不能搞死刑适用扩大化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能为了政治、经济或者其他需要而放宽掌握死刑适用的标准。因而“少杀”政策自然包括了对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标准的强调和重视。

(3)立足于死刑适用当时的社会环境情况来看，死刑适用(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被适用死刑的犯罪人在整体上属于适用死刑当时被刑事制裁的犯罪人中的少数(甚至是极少数)。

(4)与“少杀”政策联系比较紧密的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个方面的内容，即立足于严格控制死刑之“少杀”政策，对那些罪行达到了死刑适用标准，但不执行死刑在效果上优于执行死刑的犯罪人尽可能不选择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从而将死刑适用于犯罪的少数人。从这个层面上看，“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政策适用的对象也是罪行达到死刑适用标准的犯罪人，其所强调的“不杀”更多地是指不选择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1)更多地包含从纵向比较的层面要求死刑适用数量减少的意思，即与此前一段时期如一年或者几个月等)死刑适用数量相比较，当下的死刑适用(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数量应该有所下降，而非上升，而且，从未来的角度看，当前的死刑适用数量成为将来死刑适用数量的参考标尺，未来死刑适用在数量上要低于当前的死刑适用。也就是说，死刑适用的数量要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慎用死刑”政策对于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的质量具有直接的制约意义。只有在保障并提高死刑案件质量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少杀”或者“减少死刑”的问题。因而不管是在刑事法理论上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上，都应该重视并强调死刑适用慎重性对于限制死刑的积极意义。研究死刑适用慎重性的实现问题也更具有实践的价值。

笔者认为，对死刑适用的慎重性，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和适用：

死刑是极刑，其适用关乎罪犯的生死存亡，因而死刑的适用要求司法机关对死刑案件有充分的重视，将死刑的适用确确实实地当作重要的司法工作，绝对不能有任何轻视的态度。首先，司法机关要充分重视处理死刑案件的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不能让尚未达到一定政治和法律素质的人员从事死刑案件的处理活动。其次，司法机关应当树立同时严格遵守有关死刑适用之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司法观念，避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维，重视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推进死刑的适用活动。最后，办理案件的司法人员确立死刑适用的严肃性观念，并将此观念予以普及，弱化民众的死刑报应观，并积极地引导社会公众对具体案件是否适用死刑的分析和讨论，形成对具体案件是否适用死刑以及某些犯罪死刑应否废止的共识。

谨慎地对待死刑案件，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全面地审视死刑案件本身，对各种犯罪情节都要有全面的了解，所有据以定案和量刑的犯罪情节都是经过充分证据证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事实本身，既积极关注可用于判处死刑的量刑情节，又不放过可能存在的揭示犯罪人刑事责任程度较轻的量刑情节。在判处死刑以及选择死刑执行方式时，具体办案人员应当慎之又慎，进行反复的考虑和周密的论证，所作的判断应当以案件本身为基础。在犯罪人的罪行是否符合刑法典第48条第1款之规定的判断上，办案人员应有独立的认识，对于适用或者不适用死刑的上级指示或者民众意识，应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既不能曲意迎合，全盘接受，又不能置若罔闻，不予理会。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死刑适用的谨慎观来源于司法人员对死刑案件所应持有的重视态度。司法人员越是重视死刑的适用，也就越谨慎对待案件的证据和证明问题以及案外的社会因素。而这种谨慎的态度反过来也表明了其重视性程度如何。但是，并非有重视态度，就一定有谨慎态度，二者没有互生关系，都要依靠司法工作人员的自觉和社会公众不可少的监督。

从法律的层面上考虑慎用死刑的问题，自然少不了对死刑适用之实体标准与证据、证明标准的分析。具体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2)关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考量，应当充分重视犯罪人的整体刑事责任程度，既要从其实施犯罪的主观恶性大小、犯罪意志强弱、犯罪动机或者目的是否卑劣等主观因素进行审视，又要从其客观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手段是否残忍等方面进行分析。相对而言，此时要特别注意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进行综合的考量。

(3)最高司法机关就死刑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颁布了相关的证据和证明规定，司法机关在处理死刑案件时必须严格地予以遵守。

但是，死刑适用活动也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以社会的眼光看，死刑适用不单单是国家对犯罪人进行谴责和惩处，预防其他犯罪人，还是解决罪犯与国家的矛盾、罪犯与被害方的矛盾的活动，因而也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种形式。既然如此，对死刑适用就不能单纯地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评价，还要考虑死刑适用对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实际作用。当然，这里必须明确，关于死刑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却是对犯罪人判处死刑的基本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四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