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研究思维导图

1、公安机关、检察院在侦察、起诉阶段决定取保候审的，法院基本上都继续批准取保候审.

2、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外地的未成年人出于潜逃风险的考虑一般不予取保候审。

3、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未成年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一般不予取保候审。

4、未成年人在取保候审后往往会提出一些辩解，主要是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定性提出异议，法院在决定是否取保候审的问题上会犹豫。

5、法院对未成年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法定代理人大多数采取合作的态度担当保证人，但也存在极少数法定代理人经过教育后才愿意担当保证人的情况。

6、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对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比率较低，且同类案件在取保候审问题上缺乏比较标准。

1、司法理念的错位---取保候审被定位为司法机关的权力：我国《刑事诉讼法》尽管将无罪推定确定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但我国的刑事诉讼具体制度却更多地体现了司法机关“权力本位”思想，许多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着如何保障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有效行使进行设计，所以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司法机关的权力发生冲突时总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取保候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定位为一种强制措施，即司法机关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法定的强制方法，由此可见取保候审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获得人身自由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司法机关更是将取保候审视为自己的权力，即使在少年案件的审理中取保候审也未被视为未成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现行司法理念的方针是关押为原则，取保候审为例外。

2、在取保候审问题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行的是同一标准：我国在设计取保候审制度时未能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区别对待，《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并未融入到该制度的设计当中去，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能否取保候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法律素质及对可能遭受到风险的承受能力。

4、取保候审的条件虽然有客观标准，但没有排除主观性很强的“社会危险性”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具有社会危险性”经常成为司法机关拒绝当事人的取保候审申请的理由。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危害社会或他人、妨害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一种或然性，它属于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1]而社会危险性的有无及其大小的判断是由已存在的客观情况和办案人员的主观经验两方面结合后得出的分析结论，它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首先，由于办案人员的办案经验和风险偏好不同往往会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的判断结论；其次，决定取保候审的依据主要是被告人的犯罪情况、前科情况及家庭、环境等情况，而这些情况又是不断变化的，司法工作人员对这些变化事先是无法作出准确判断的；再次，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与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并非一一对应关系，而警官、检察官、法官由于担心被告人逃跑等因素会很自然放大风险，作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选择，拒绝让被告人取保候审。

（一）转变取保候守的司法理念，将取保候审的性质定位于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都应视为无罪的人。既然是无罪的人，就应当享有相应的人权。因此，未成年人在审判之前和审判期间处于非羁押状态应是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未成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使得取保候审由一项义务性的强制措施变为权利性的诉讼原则。

（二）将取保候审的核准制改为许可制。许可主义是指在决定取保候审时，只要申请人的申请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符合了法定的条件，有权机关就应当批准。[2]这种模式下，审批机关对取保候审的申请只作形式审查，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必须同意取保，审批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

（三）建立司法程序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确保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能够得到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