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2日的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我打开电灯看了一下电话机上的来电显示才知是四川成都温江区一位名叫曹勇的朋友打来的电话。我拿起电话说:“喂!你娃半夜三更还不想睡觉(由于我和曹勇是多年的好朋友,所以和他说话是相当随便的)?!”但是,电话那头却传来曹勇妻子李晓英的声音:“余哥,我家曹勇在今天下午被公安局抓走了,警察说他有枪,家里也被警察搜查过了,你赶紧回来给曹勇辩护嘛!我明天就把所有费用电汇到你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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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朋友出事,我内心也很着急,整个下半夜就睡不着了。第二天(3月23日)上午,我到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去成都办案的相关手续后立即订购了从上海到成都的飞机票。
我听完李晓英的叙述,汽车也快到温江了,我对李晓英说:“直接开到公安局吧!”于是,李晓英直接把我送到了公安局。我向公安局法制科出具了相关证明,并顺利地办妥了会见手续。第二天上午,我在侦查人员薛警官的陪同下,到看守所见到了曹勇,他见我来了,脸上露出了喜悦,那双戴着手铐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随后,我向曹勇仔细地了解了案情,曹勇说的话和李晓英的介绍基本上没有出入。当时我在想,本案的关键问题是枪支是否存在,但是警方并没有搜出枪支,而只是搜出了一个枪套,但是枪套并不等于枪支。并且,曹勇也不承认自已有枪支,并对枪套的来源作了合理的解释。看来,目前警方所掌握的“证据”也只是与曹勇有过利益之争的人所作的举报而已,警方在本案证据上是严重不足的。于是,我回头对陪同我的薛警官说:“看来本案目前证据是非常不足的,我想以曹勇亲属的名义为他申请取保候审”。薛警官说:“这个我没权利,但是,我们可以把你们的书面申请上报局领导,由他们去研究决定”。
当天下午,我以李晓英名义打印了一份《取保候审申请书》并送交了公安局。我在这份《取保候审申请书》中明确指出本案证据的缺乏,也论述了本案取保候审的好处以及不予取保候审可能造成的被动,我等待着公安机关的回复。
3月29日傍晚,薛警官打我的手机,叫我明天上午到公安局办取保候审手续,然后一同去看守所领人。听到这个可喜的消息,真是让人兴奋,我立即给李晓英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
当在看守所关了八天的曹勇走出看守所并一眼看见我时,我们的心情都是激动的,他再次紧紧握住我的手。
一年后,曹勇被警方解除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彻底恢复了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