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我国遭遇反倾销对双方影响探讨思维导图

自1979年我国遭受第一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共遭受倾销起诉819起。2006年，我国遭遇反倾销起诉调查数量为68起，最终被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为37起，[1]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起诉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因而，如何应对这一贸易摩擦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遭遇反倾销的国别结构、商品结构和结案结构。杨仕辉(2000)在分析1980-1997年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商品结构和国别结构基础之上，得出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遭遇反倾销救济方法上存在差异，显示了对华案更倾向于使用征收反倾销税结案，价格承诺或出口数量限制结案的比例偏少，并且对华反倾销征收的税率不仅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也大幅度高于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2]周灏(2007)分析了1995-2005年数据，得出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反倾销的传统主力欧盟和美国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案所占比重有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迅速上升。[3]流量上，纺织品、塑料和橡胶制品遭遇反倾销增长最快;存量上，中国遭受反倾销最多的行业是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2)研究我国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和应对方法。彭剑波(2001)认为我国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外因是国外对华歧视性法律和政策，突出表现在替代国制度上;内因是出口企业的低价倾销;诱因是企业不积极应诉;对策建议就是建立初期的防范机制并积极的应诉。[4]邵桂兰、胡家强(2003)比较分析了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两个大国欧盟和美国在反倾销法方面的差异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5](3)研究市场经济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和反倾销的关系。徐滇庆(2007)认为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作用有限，主动开展对外投资，加速产业升级是应对反倾销的根本之路。[6]卢进勇(2004)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他认为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7](4)利用博弈论研究反倾销条件下出口企业的选择。郭守亭(2006)利用伯川德价格竞争模型分析了具有成本优势的出口企业在反倾销条件下的战略选择，分析得出出口企业在面对低价竞争、自愿价格限制和对外直接投资这三种策略的选择时，受到企业竞争成本的可转移程度、低价竞销后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及策略选择的时机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因而单个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应对反倾销是有条件的。[8]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是以定性研究和对数据的归纳总结为主，目前的研究尚存一些不足。首先，缺乏对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双边宏观影响因素研究。比如汇率、进口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对进口国直接投资流量等。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全面分析我国遭遇反倾销起诉的原因。其次，应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定量分析不够，定性分析得出结论的严谨性有待提高。本文将试图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

WTO定义倾销应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由于进口导致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第二是在进口国国内产品的售价低于“正常价值”。后一个标准的认定只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就成立：(1)在进口国国内的售价低于其他国家。(2)在进口国国内售价少于成本加正常利润。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结论，本文对这些变量的可能影响方向做出理论上的预测，并进行计量检验。

命题1：进口国经济增长放缓会增加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数量。

一般来说，进口国经济增长缓慢时，国内企业赢利能力较差，这样会增加“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进口国经济衰退时，出口国企业倾向于降低销售价格，这样可能会导致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因而，进口国经济增长放慢会增加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Michael & Thomas(2000)的研究表明，反倾销次数与进口国经济增长率成负相关的关系。[9]即当经济增长率高的时候，反倾销的发起和执行都少，反之则多。理论预测中国遭遇反倾销起诉的数量与进口国经济增长率成负相关。在随后的模型中将检验命题1。

命题2：遭遇反倾销起诉的数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成正相关。

从理论上分析：一方面，出口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中国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会增加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调查，有一部分企业采取了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所以对外直接投资与遭遇反倾销起诉的关系较为模糊。Markuson & Lars(1985)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结果表明，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或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存在互补关系。[10-11]我们的样本选取以1991-2006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为对象。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贸易促进型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大，所以理论预测对外直接投资与遭遇反倾销起诉的数量成正相关。在随后模型中，将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检验命题2。

命题3：遭遇反倾销起诉的数量与汇率的关系成负相关。

本文的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即用中国的货币来表示进口国货币的价格，汇率上升说明人民币贬值，汇率下降说明人民币升值。从理论上来说，汇率如何影响遭遇反倾销起诉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当汇率上升时，进口国购买力增强，出口企业的正常反应是提高出口价格，但上涨的幅度会小于汇率上升的速度。这会使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的可能性减少，从而相应地减少遭遇反倾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汇率上升时，用进口国货币表示的价格将会下降，因而会导致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竞争更加激烈，进口国国内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时，很多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市场份额会下降，因而发起反倾销的概率会增大。Goldberg & Michael(1997)和Feinberg(1989)就这一关系进行了研究，对不同样本国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12-13]考虑到汇率上升，预期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出口更倾向于提高价格，会减少遭遇反倾销起诉的次数。在计量模型中，将以直接汇率来检验命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