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僵局诉讼思维导图

新公司法明确赋予了法院主管股东解散之诉的权利，但并未对其管辖做出特别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应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为妥。(1)解散之诉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公司应否予以解散，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可以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减少诉累。(2)由于本诉公司作为被告，由公司所在地管辖也可防止一个案件在多家法院进行诉讼而产生不同的判决。(3)外国立法例也多规定本诉由公司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第3款规定：“此种诉讼由公司所在地在其辖区的州法院专属管辖。”日本商法典第88条、112条第2款、406条之2第2款规定“专属于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管辖”。韩国商法第186条、520条第2款、613条第1款规定“专属于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的管辖”。

根据《公司法》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持有公司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故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应是股东，对股东持股数量的限制也是参照大陆法系各国的一般规定，其目的是限制股东滥用诉权。需要明确的是：(1)公司法未对持股时间予以限制，但为防止股东滥用诉权或利用公司解散之诉

谋取不当利益，对起诉股东持股时间的长短也应予以考虑;(2)公司法未明确“持有”是单独持有还是合计持有，笔者认为公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弱势股东权益，解决公司僵局，故持有应不分单独或合计;(3)对持股应理解为在起诉时仍然拥有股份，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在美国则被称作“当时所有权规则”，这样限制的目的是防止有人恶意提起诉讼以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对此问题，理论上历来存在不同观点，司法实务中也较为混乱。有观点认为法院在审理公司僵局案件时，应将公司和相对方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当事人未列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可以驳回起诉。也有学者主张，“公司虽然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公司的独立人格是为了公司与他人交易而设置，在股东关于公司本身是否应该解散问题的纠纷中，公司实际上不应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意思表示”，因此，适格的被告应是公司的其他股东，公司则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笔者认为公司解散之诉的适格被告应该是公司，其他股东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如下：(1)虽然股东是直接与其他股东发生冲突，但其他股东的压制行为通常是以公司名义做出，且如果起诉股东胜诉，要直接承担法律后果的是公司;(2)由于诉的对象是解散公司之诉，判决的效力当然应该及于公司，这样既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同时也可以以公司为中介对与公司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产生效果。(3)从各国(地区)立法例来看，基本以公司作为被告，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第2款规定：“解散之诉针对公司提出”。(4)对于其他股东，由于判决结果并不由其直接承担，但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应列为第三人。当然，若其他股东亦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则其与原提起诉讼的股东应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法院对他们的起诉应一并确定其权利义务，以防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司法没有理由对公司僵局纠纷拒绝裁判，但判决并非唯一的司法手段。用调解的方法解决纠纷，是我国处理民商事纠纷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经验，尤其在当前立法不够具体、周延的情况下，调解可以作为法院处理公司僵局纠纷的首选。无论从最大限度地修复人合基础以维持公司，还是妥善处理僵局善后事宜，以争取最佳社会效果，调解程序在僵局诉讼中的适用，就如同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中一样至关重要。只有在调解无效的基础上，法院作出裁判才是适时和必要的。

强制股权置换是一种特别的股权退出机制，它是指由公司或者发生争议一方的股东收买对方股东的股权，使其退出公司，以化解公司僵局。相对于解散公司的方式来讲，收购股份不仅使受害股东取得公平合理的价值退出公司，而且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续，避免了因强制公司解散带来的不利后果，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救济措施。从国外的立法看，这种规定也较为普遍。如在美国，现有一半州的法律规定了法院可以采用这一方法打破公司僵局。在德国，则通过法院判例法的形式创立了两种与此相类似的替代救济方法：退出权和除名权，即让僵局中某方股东出让股份，退出公司并从公司的股东名册中除名。

新的公司法承认了一人公

司的合法性，为通过采用这种股份收买的方式来使二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退出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并且，新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四)项也规定，异议股东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从而为股东退出提供了法律途径。因此，根据新公司法，法院可以通过强制股份转让作为打破公司僵局的替代方式。3、强制解散公司——处理公司僵局诉讼的无奈之选

(1)公司解散判决的利益衡量

对于大多数陷入僵局的公司而言，公司的业绩状况尚未沦落到濒临破产解散那般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是由于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失灵，使得公司如同植物人一样无法自行维继。以解散公司的方法解决僵局问题，就如同对植物人实施安乐死，这种以终止“生命”为代价的做法，绝非上策，相反存在着许多弊端:[16]其一，成本过高，资源浪费。解散公司对于那些曾经倾注大量心血的股东、董事来说无异于一种灾难，公司解散会使其辛苦努力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本、营销渠道、企业信誉以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被贬值处理，甚至付之东流。同时，对于市场和社会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不仅耗费宝贵的司法资源，还可能导致税收削减、失业人群上升等不利后果。其二，矫枉过正，适得其反。一方面，可能会纵容股东权利的滥用，给故意拆台的股东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这种“非自愿性解散往往会不合理地施惠于某一派股东而牺牲另一派股东的利益”，并非最佳的解决方案，因此对解散公司的判决必须审慎用之。

(2)公司解散判决的法定条件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公司解散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公司僵局等内部纠纷的存在致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至于何谓“严重困难”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这实际上赋予了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对此，在实践中该如何理解，国外的相关学说和立法例可资借鉴。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公司的目的不能完成的，或者存在其他由公司的情况决定的、应予解散的重大事由的，公司可以由法院的判决而解散。《日本有限公司法》规定：拥有公司资本1/10以上的出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公司业务执行陷入困难，已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或有产生此损失之虞时或管理处分公司财产失当，危机公司存在时。

笔者认为对“严重困难”的内涵可以做如下理解：公司陷入表决僵局或经营僵局，股东会或董事会长期无法召开或虽召开但无法形成决议;股东或董事滥用权利，严重剥夺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财产的管理或处分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在;公司的目的发生重大变更，股东合作基础丧失。

第二，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里的股东在实践中多指公司的中小股东;所谓“重大损失”既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失，也包括预期的损失。

第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如前所述，解散公司是一种最严厉的处置措施，存在诸多弊端，因此各国实务中对此都比较慎重，一般都要求股东在穷尽其他救济途径之后，才能诉请法院判决解散公司。至于“其他途径”，应指诉讼之外的其他方法，如协商、民间调解、仲裁等。

第四， 提出解散之诉的主体必须是持有公司全部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对此前文已有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