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引进地方律师当“外援”思维导图

现实需求呼唤新举措

几年前，该部士官小张的哥哥被一辆私家车撞伤，肇事司机只付了几百元医疗费就不再过问。此后，肇事者百般抵赖，推卸责任。小张在军队律师的帮助下提起诉讼，可是法院迟迟未开庭。

法院的解释是，被告辩护律师就军队律师能否为原告辩护提出了异议。对方认为，军队律师属于公职律师，服务对象仅限军队单位和部队官兵。对方还认为，军队律师的业务范围应限于军队内部或部队所在地，不能跨区域辩护。尽管该案最终得以正常审理并胜诉，但是军队律师在维护军属合法权益时受到的局限也暴露出来。

一方面是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现实需求，一方面是军队律师力量不足和制度瓶颈，如何化解这一矛盾?部队各级领导机关苦苦探索。

这两个法规和文件相继出台后，该部领导茅塞顿开：“既然军队律师力量不足和存在局限，那么能不能请‘外援’呢?”于是，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该部与南京市维护国防利益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协作机制，请地方律师为部队和官兵提供法律援助，实现了涉军维权机制与法律援助机制的无缝对接。

“外援”登场出现新气象

法律援助机制刚一建立就化解了该部的一个老大难涉法问题，令上下振奋。

该部农场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地方划拨给部队，但没有相关的土地权属凭证。该地前期由部队耕种，后期发包给当地农民和某农场职工耕种。2004年，当地政府又将该地确权给了这家地方农场，从而引发承包户、农场、部队三方对土地权属的争议。法律援助中心接受该部委托后，派遣名律师组成律师团及时赶赴农场，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后，感到由于案情复杂，并涉及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开庭审判，可能不仅耗财耗力还将久拖不决。于是，他们向部队领导提出，通过协商化解纠纷。最后，通过多方协商，搁置权属争议，将土地出租给地方农场，再由其发包给职工和农户，巧妙回避了矛盾，既维护了部队权益，又平息了争议，使纠纷得到较好处理，实现了多方共赢。

近年来，在该部党委和南京市维护国防利益法律援助中心的通力协作下，法律援助工作逐渐走出了一条“诉内维权、诉外服务”的新路子。

士官小高的一位高中同学想让他为一份买卖合同提供担保，并承诺了数额可观的报酬。小高有点动心，但又担心有风险。于是，他给法律援助中心的地方律师杨旭东打电话，请杨律师帮他拿主意。杨律师马上根据军人不得经商的有关规定对小高进行提醒，并告诫他从事担保活动的风险，促使小高立即打消了错误想法。

法律援助中心对基层部队的服务，不仅直接“输血强体”，还帮助提高“造血功能”。该部每季度都要邀请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到军营开展法制教育，传授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介绍基本的维权途径和方法。此外，他们还积极协助基层培训法律骨干，进行授课和辅导。

法律援助催生新机制

现在是市场经济，不赚钱的事地方律师为什么愿意干?如何调动地方律师的积极性?

对此，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宣东介绍说：“官兵遇到涉法问题，先填写一份《官兵个人申请法律援助登记表》，由部队政治部和军队律师初步核实后，决定是否向援助中心求援。援助中心一旦受理，当事官兵均要与承办案件的律师签订《涉军案件法律援助委托协议书》。案件办理涉及的经费，由市财政涉军法律援助专款专用。我们还将援助成效纳入双拥评比、维权表彰范畴，以此调动律师的工作热情。几年来，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律师多人次被上级表彰为十佳律师、维权先进个人。”

同时，“带着感情为军人军属办实事”是法律援助中心对兼职律师的基本要求。法学博士、律师张艳告诉记者：“军人是一个牺牲奉献的群体，军队稳则国家安。只要能让每一名官兵不带‘包袱’上训练场，即使自己打官司不赚钱，也要全力以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赶上官兵转业、退伍，未办理完的案件如何继续?”法律援助中心的韩律师向记者解释说，对时间跨度长的涉法问题，承办律师调整后接力搞好援助服务，即使当事官兵退伍后也坚持跟踪服务，不让官兵带着遗憾离开部队。

地方律师帮助部队开展涉军维权工作，那么军队律师如何定位?据该部政委秦新介绍，涉军维权工作中官兵家庭涉法问题主要由地方律师负责，军队律师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为部队领导机关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在部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法律保障等工作上，既有侧重又通力协作取长补短，共同为部队提供法律保障。

[1]《法律援助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