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深奥,专家和公众如何在一个圆桌上讨论?,公众应该尽量减少对专家的偏见,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专业技术领域更有发言权;而专家和决策者也应该放下对公众的傲慢,公众或许不懂工程技术问题,但他们仍然有知情权和提要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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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深奥,专家和公众如何在一个圆桌上讨论?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曾 妮
本次咨询会邀请了广州所有重要媒体的记者和反对者参加旁听。作为多年的跑线记者,笔者也在旁听者之列。在笔者看来,在这场咨询会上,媒体记者是代表公众存在的,记者的职责是通过新闻报道,把讨论延伸到会场之外,促进决策的公共化。
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不过在实践中却遇到了尴尬。第一天上午的咨询会后,旁听的记者们围在一起,互相询问:“你听懂了吗?”表示“没听懂”的记者不在少数。会上的讨论实在是太专业太深奥了,一会儿是“点源污染”,一会儿是“面源污染”,一会儿是“排水标准”,一会儿又是“防洪标准”——就连具备一定水利工程知识的记者都难以全部理解,如何把信息全面地传达给公众?公众对于枯燥的工程可研报告及复杂的测算数据,真的有耐心去学习、去了解吗?
这暴露了公众决策制度设计中一个苍白无力的地方:由于普通民众欠缺专业知识素养,使得他们难以站在平等的平台上,与决策者和影响决策的专家进行讨论。
前不久,笔者也被邀请进入九龙湖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在公征委第一次会议上,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公征委中有个别专家也提出,有关九龙湖规模的问题经过专家讨论确定了一个“妥协的结果”,在公众征询委员会上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并建议公征委的讨论要设立合理边界。但有委员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最后主持会议的区水务局负责人宣布:讨论不设边界。
当前,广州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项目普遍实行了民主决策制度,在垃圾焚烧、同德围改造、人工湖建设等重大项目上,都设立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或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应该说这是广州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贵尝试和重大创举。但在实践层面,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公众如何理性地参与决策?媒体如何善用发言权?如果把这个问题具体化,那就是:公众如何与专家、决策者平等对话沟通?
就笔者参加公征委和咨询会一些肤浅的体验和经验,笔者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首先,工程报告必须提供尽量详尽的信息,并且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表达。说“面源污染”,老百姓听得云里雾里,但把它翻译成“路面屋顶的雨水污染”,想必识字的人都能看得懂吧?在国内,财政预算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但据说在香港,财政预算写得详尽通俗,大部分市民都能看得懂。
其次,公众提出合理预期,决策者和专家寻求解决路径。未必需要强求公众了解太过细致的技术性问题,作为纳税人,他们应该提出合理的改善目标、需要避免的影响,而解决路径让专业人士去寻求。对于一些无法达到的预期和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决策者和专家也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双方“讨价还价”,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再次,媒体作为公众与专家、决策者的桥梁,一方面要科学、理性、通俗地报道工程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也要科学理性地代表公众提出诉求。提出愿景,但不苛求不切实际的目标;指出问题,应该从解决问题的初衷出发。
让大家坐在一个桌子旁对话的前提是信任和尊重。公众应该尽量减少对专家的偏见,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专业技术领域更有发言权;而专家和决策者也应该放下对公众的傲慢,公众或许不懂工程技术问题,但他们仍然有知情权和提要求的权利。
贝克在《风险社会》如是说,专家代表着科学理性,民众代表着社会理性。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一方面,对于科学的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的判断,公众的批评和焦虑主要来自于专家和反专家的辩论。另一方面,没有专家的科学论证和对科学论证的批判,社会理性仍旧是乏味的;离了专家,公众甚至无法感受到他们“批评和担忧的不可见的对象和事件”。
所以说,决定民主决策制度是否奏效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更在于我们如何平等平和理性地看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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