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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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逮捕;监视居住;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仅有助于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而且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维护，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由于观念和技术的原因，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制度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而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的种类、权利主体、适用对象、使用原则和程序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在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打击、揭露、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然而，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国际人权保障呼声的不断高涨，我国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出现了一些滞后现象，因此，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适应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诉讼制度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条件，因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1]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也不例外。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迫切希望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方略已被写入宪法修正案，规范和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使之法制化、程序化。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进一步强化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内涵，这是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对我国的诉讼法治建设提出的明确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理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

(二)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客观需要

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总体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问题，一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严重损害了法治尊严和司法权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强制措施的权利主体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主体行为的主观随意性大，从而未能在实质上保证强制措施使用的公正性

2、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应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人的强制措施;二是对物的强制措施;三是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实际上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狭义的强制措施。对物的强制措施，如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则放到了“侦查”中规定。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则基本未作规定。

3、在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一，在强制措施的审批和执行过程中，未能适当的处理好规则和例外的关系。由于刑事案件纷繁复杂，所以，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强制措施的许多规定往往有规则和例外之分。例如，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应将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那么，公安机关是否履行通知义务，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从而使这一规定成为一种不确定的规范。第二，强制措施在适用中的比例性原则没有得到更好的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度大小不同的强制措施体系，对于犯罪情节较轻，人身危险较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采用强度较轻的强制措施，如拘传、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而从诉讼效益和人权保障出发应当尽可能增加羁押前的替代性措施。但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往往过分强调逮捕的作用，虽然在实践中也有采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做法，但往往是在证据不充分或条件已不允许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采用。

(三)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着“羁押扩大化和取保候审随意化”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拘留和逮捕导致羁押的后果，而取保候审则是非羁押的后果，而拘传和监视居住按法条的理解是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在适用中，却由于存在将拘传时间延长和监视居住地点人为设定等一些现象，而造成一种“变相羁押”。

1、羁押类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羁押扩大化的趋势

(1)拘传，是指公检法直接传讯犯罪嫌疑人、被告到案接受讯问的强制措施。

拘传的适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时间随意延长、间隔没有限制。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是，由于没有对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加以明确规定，没有对拘传的次数予以确定，就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以拘传为名长时间连续拘押、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实质就是一种变相而非法的羁押，由于被羁押在办案单位，也往往容易造成“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证据的结果。

(2)拘留，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因情况紧急而采取的暂时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

拘留在适用过程中主要存在非紧急时的泛用、期限的最大化的问题。依照刑事诉讼法第61条，拘留只是在具备七种紧急情形之一时才能适用，而这七种紧急情形不可能频频出现，因而实际适用拘留本不应该很多，但实践中却大量适用拘留。同样依照刑事诉讼法第69条，只有属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从拘留到申请批准逮捕的时间才可以延长至30日，但实践中被延长的比例也基本达到了50%以上。

(3)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的，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4)监视居住，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其住所或其他居所，对其行动加以监视，并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在适用中主要存在住处的指定化、羁押的变相化的问题。据有关人士介绍，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超期羁押率为53.7%。[4]由于这一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约束功能较弱，而公安机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执行“监视”职责也有很大的困难，因此，这一缓和的强制措施在实践中一方面被很少适用;但同样也存在着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情形，基本表现为：不管犯罪嫌疑人有无住处，大多被带到侦查机关指定的住处居住，这些住处一般是宾馆、旅社、招待所，在这样的住处，由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雇请的其他人员进行监视，犯罪嫌疑人不得离开所住的房间，事实上也成为了一种变相羁押。

2、非羁押类强制措施存在问题是适用上的随意化和法律效果的不良化取保候审，是指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应该说，设立取保候审这项强制措施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其进行的完善也体现了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制的不断进步，但实践中，这项强制措施的适用效果却并不理想。

(1)取保候审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中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取保候审随意性强。

适用取保候审的主要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51条，对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对于适用条件中“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否存在上限”和“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理解和确定，在实践中就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司法人员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是单纯从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情节、涉嫌罪名、可能量刑来考虑，还是要结合犯罪嫌疑人个性特征、家庭环境、平时表现等方面综合考虑，都各自有各自的理解，适用起来随意性大。

(2)取保候审的妨碍司法侦查和脱逃问题。

在办案实践中，侦查人员不愿适用取保候审这一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其“不保险”，一方面就是担心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会有相互串供、做伪证等妨害司法侦查的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致使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脱逃情况时常发生，给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极大困难。[5]

(3)取保候审的技术性环节规定不明，易导致司法实践操作混乱。

一是取保候审的期限问题。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但对案件在上述三个机关交接时，是否需要“继续取保候审和重新办理取保候审”和如果“继续取保候审”后取保候审期限的计算没有规定，因此实践中对案件交接后是否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操作不一。

二是保证金数量的规定问题。保证金数量规定的不明确从而导致许多不符和取保候审制度设立目的事情的发生：保证金数量太高，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承担，宁受羁押;保证金太低，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威慑作用，容易造成他们畏罪逃跑。因此，各机关应尽快出台联合解释，明确规定保证金的数量。我国必须根据国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应该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具体规定，这样才能发挥取保候审制度的应有作用。[6]

二、分析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出现问题的原因

1、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价值观

刑事诉讼价值观有两种：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犯罪控制模式以发现事实真相为首要目标，力求有罪必罚，为此，在刑事诉讼中虽然也保障和尊重被告人的人权，但并非以此为首要目标。在强制措施种类的确定上，总是力求种类齐全以便保证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比较欣赏犯罪控制观，强调保障社会和社会的多数成员不受各种威胁，维护社会和社会安全。基本上不主张无罪推定，从侦查到审判，均倾向于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必然摆脱不了其影响，造成大量羁押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得不到足够尊重和保障。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所以我国的强制措施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种类齐备。[7]因此，我国强制措施的主体范围比较大，是受刑事诉讼价值观决定的。

2、中国的刑事诉讼结构

我国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而且还是法律监督机关和侦查机关，对自己立案的案件可以充分行使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是分工负责，强调互相配合而轻视互相制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查完毕，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形成公、检、法三机关为追诉一方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追诉。在此过程中，公、检、法三机关形成天然的相互信赖关系，互相制约极少，导致代表国家进行追诉的一方势力过于强大，被追诉一方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无法与追诉方相抗衡，导致追诉方采取强制措施时很容易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

(二)造成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出现“羁押扩大化和取保候审随意化”问题的原因

1、中国独特儒家思想在刑事司法程序结构中的积淀

在我国，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一直影响当今人们的意识，在刑事司法程序结构中主要表现为“轻权利”和“有罪推定”这两种观念。

(1)“轻权利”，儒家思想认为，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君臣关系不应当是平等的，子对父、妻对夫、臣对君都负有义务，无所谓什么权利，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人们对自身权利的普遍漠视。“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践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是非”。[8]这也就可以理解犯罪嫌疑人很少对被采取的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关注，即使是涉及到自身被错误羁押也有可能放弃自己的追偿权利。

(2)“有罪推定”，对于涉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中国百姓普遍采用歧视的心理看待，而这种有罪推定的思潮也逐渐蔓延到了司法机关。

2、司法机关客观方面打击犯罪的需要和司法人员主观上“有罪推定”观念的确立

我国的刑事犯罪不断涌现，急需有效的如逮捕等强制措施加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取保候审因妨害司法侦查和脱逃性强的弊端使侦查活动风险加大而被弃用。由于我国经济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侦查机关的司法证明手段科技含量不高，仍必须依赖以“人证” 为主的司法证明体系，而无法迅速转型为以“物证”为主的证明体系，而以“人证” 为主的司法证明体系无疑是以羁押性强制措施作为首选保证侦查质量的手段。

有罪推定的观念在侦查人员的头脑中确立，导致侦查人员在采取羁押类强制措施后，为避免犯罪嫌疑人无罪而适用强制措施错误的尴尬场面，不是以查清客观事实为准则，而是以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为己任，千方百计要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3、法律保障机制不足

三、改革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做了重大的修改，这对于规范强制措施制度，使其更符合刑事诉讼的需要，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为了保证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能够更好的得到贯彻实施，公安部和两高在司法解释中对强制措施又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规定，这些解释和说明无疑也对强制措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证明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还存在某些问题。为了更好的运用强制措施以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使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加以完善。

(一)强化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与程序进行。立法上应强化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在采取强制措施时，不允许由某一个机关自行决定，而必须有所制约，有所监督。我国目前只有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时需检察机关批准，其余的强制措施均无任何制约，容易导致权力滥用。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强制措施多种主体，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与我国客观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的结构不可调和有关，因此，加强公、检、法三机关制约已势在必行。

(二)以诉讼价值为基础，以人权保障为目标，逐步完善与扩大非羁押措施的运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有五种，其中除取保候审为非羁押类强制措施外，其余均为羁押类强制措施。而非羁押类的强制措施也只是立法上的原则规定，在实践中很少运用。这就极大的限制了犯罪嫌疑人防御性权利的行使，不利于人权保障。在保证有效惩罚犯罪的同时加大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改革与发展的潮流，这就要求限制羁押类强制措施的较多运用，以保证比较缓和的强制措施。因为失去自由就意味着政府对个人进行了最严厉的剥夺之一，所以对于政府调查和拘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应有限制。[9]

(三)引进科学技术，强化监督和强制功能。对于必须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和设备予以监管;对于不需要羁押而应受到一定控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采用遥控式的监控。这样使强制措施在限制羁押的情况下，也不失去应有的控制功能，符合人权保障思想，又便利刑事诉讼。

(四)确立针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制度体系，使其成为强制措施制度的必要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从客观实际而言，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关隐私权的强制措施十分必要。一方面，犯罪人的犯罪手段的日趋狡诈，诡秘以及对抗侦查手段的日趋高明，要求公安司法机关须有一定的限制隐私的措施，如监听、采样等;另一方面，隐私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了防止国家对隐私权的任意侵犯，也必须通过立法对司法机关的有关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

综上所述，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存在是刑事诉讼的必然，是刑事诉讼活动规律的体现，其适用正确与否，不仅仅关系到案件的进程，关系到案件的正确处理，而且是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是否民主的是否公正的重要表现，所以，为了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更好的维护和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势在必行。

【注释】

[1]龙宗智.刑事诉讼价值模式论断[J].现代法学，2001.2.

[2]李忠诚.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

[3]孙谦.逮捕论[M].法律出版社，2001.

[4]人民检察，2003.5.

[5]雷燕.取保候审法律制度的完善[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1.

[6]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7]左卫民.刑事程序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8]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