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理念及其价值冲突思维导图

1、罪刑法定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学者针对封建专制之下的罪刑擅断而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已成为国际通行原则，已由我国97年刑法所确认，必须绝对坚持。这一原则要求，对于行为人的刑事追究必须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标准进行定罪，必须以刑法规定的刑罚标准进行量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类推定罪，克服任何形式的“情绪化”量刑。

2、罪责刑相适应。这也是我国97年刑法确立的原则，意思是犯多大的罪，就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当判处其相应的刑罚，做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和刑事责任大小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程度，从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的刑罚。

3、轻刑化。轻刑化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在国际上也是一种趋势。司法实践中贯彻轻刑化思想应当做到：(1)减少死刑的适用;(2)尽量适用非监禁刑，如缓刑、管制等;(3)对于轻罪，尽量不适用主刑，而单独适用附加刑，特别是罚金刑。

4、无罪推定和轻罪推定。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据此，多数学者认为，刑诉法的这一规定就是无罪推定。我们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这一规定解决的是定罪权由谁行使的问题，而不是观念范畴的“推定”问题。无罪推定应当指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生效判决之前，应当把涉嫌犯罪的人作为无罪的人对待，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应针对指控的事实和证据，依照刑事实体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和刑事程序法规定的证据标准进行严格审查，对于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或证据标准的指控，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5、刑事诉讼中的人文关怀。在刑事诉讼中，究竟谁是真正的弱者，谁应受到最大程度的人文关怀，有不少人把此定位于被害人。我们认为，刑事诉讼中的真正弱者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不是被害人。被害人是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弱者，他(她)们所遭受的侵害以及亲属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物质损失，都是已然事实，理由受到社会的同情。但进入诉讼程序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失去了人身自由，甚至面临刑罚制裁，还可能由此被剥夺生命，他(她)与强大的司法机关和专政力量相比，绝对是个弱者，理应得到来自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关怀。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做到：(1)不能把其视为罪犯，使其在人格尊严上得到应有维护;(2)不受刑讯逼供，使其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应有保障;(3)不得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求，剥夺其“沉默”权，更不允许以“不认罪”为由加重其罪责;(4)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剥夺限制其聘请律师进行咨询、申诉、辩护、陈述的权利，人民法院还应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5)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剥夺、限制被告人的上诉权;(6)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7)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期羁押;(8)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但不允许示众，等等。总之，对上述人文关怀的内容与其他理念的贯彻，共同构成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

6、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两效统一”是司法工作政治性的突出表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法律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之一;警察、法庭、监狱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司法者作为统治阶级一员，其司法活动就不能不重视法律的贯彻效果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就不能不去努力实现两个效果的统一。从辩证的角度看问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统一一致的，法律效果决定社会效果，社会效果通常反映着法律效果。某一刑事案件的判决，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不仅是法律效果的要求，也是社会效果的要求，这体现了二者的联系性和统一性。反过来，某一刑事案件判决宣告后，引起了双方当事人的上访告状，引发了社会不稳，就很难说这个判决是公正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当然，在个别时候、个别案件上，要把两个效果有机统一起来，会有一定难度，但这种难度是工作上的难度，而不是两个效果的对立。

以上刑事司法理念的内容在实践中的贯彻，从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时有冲突发生。主要表现在：

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是对于犯罪和刑罚都要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限，而这种规定应当是明晰的、具体的，不能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但现行刑法中，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还存在着泛化现象，例如，某些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还保留着诸如“其他”等的兜底条款，对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幅度还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对一些经济犯罪的数额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上好没有给予量化等。这种刑事立法上的泛化现象势必使罪刑法定原则在贯彻执行中面临挑战，受到冲突。

自1983年提出“严打”方针后，各种“严打”活动就没有停止过，直到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在这一背景下，要贯彻轻刑化理念必然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从而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往往趋重，而不是趋轻。例如，对于可杀可不杀的，因“严打”要求就有可能判处死刑;对于具有法定可以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因形势需要就可能不予从轻;对于本可以判处缓刑、管制的，也会因专项斗争的需要，而判处监禁刑等。

目前，各地公、检、法机关都在普遍实行办案责任制度，刑事司法人员为完成责任目标，确保办案效率和诉讼安全，有时也会采取一些有背人文关怀的方法与措施。例如，公安机关为追求破案率，而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等;检察机关为使其指控能得到法院支持，在审查起诉环节，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充分行使而人为的设置障碍;人民法院也会因为出于庭审安全的考虑，而对出庭受审的被告人不去戒具，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被告人不予取保候审等等。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正确适用刑事法律，合法、公正、公平的审理每一起刑事案件，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当，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伸张正义，维护人权，是司法活动法律效果所使然，而高效的诉讼活动及客观公正的裁判被社会所认同，并能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则是办案社会效果所追求。通常情况下，有法律效果必然有社会效果，二者是一致的，因此，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应争取最佳的社会效果。但司法实践中，有时基于“政治影响”、“社会稳定”、“维护党的威信”、“地方保护”等因素，片面追求司法的社会效果，从而牺牲法律效果。

程序公正指的是过程的公正，即对正义与否的判断不以个案的处理结果，而是以裁判的过程是否公正来评判司法活动公正与否。而实体公正则强调个案处理的公正性，即根据 某些程序之外的标准来判定判决正义与否。二者均是司法公正的体现。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崇尚程序正义，因为程序正义的合理性不能单独从程序所具有的实现“正义”结果的能力方面得到证明，而应从程序对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等价值的保障及其保障程度方面得到证明 。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往往牺牲的是程序公正的价值。因为，当事人的期待多是实体公正，人们的传统观念也认为结果公正最为重要，这些期待和认识势必促使法官在判案中为了追求实体公正而突破程序上的束缚，如果程序公正无法实现结果的公正，它就必须让位于实体公正。

在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期望即是民意的反映，服从民意不仅是立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为民的主旨所在。但在司法工作中，法官判案时应该服从法律还是应顺乎民意?毫无疑问，在法治社会中，法官的职责是忠实地执行法律。而在我国的刑事审判活动中，一旦审理一些社会反响极大的案件，如涉及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腐败或者其他犯罪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司法机关在审案时必将受到来自社情、民意方面的巨大压力，面临忠实准确执行法律与社会舆论的艰难选择，而这种冲突选择的结果，通常使法律的准确执行大打折扣。

我们认为，现阶段上述刑事司法理念价值的冲突，其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

1、转变思想观念

2、改革司法制度

首先，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种立法规定实际上是积极罪刑法定和消极罪刑法定的结合 ，前者的立法价值取向在于严肃执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后者的立法价值取向在于用刑法来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其非法侵犯。二者通常情况下是统一的，但当出现不一致时，就会出现价值理念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立法所致。而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限制机能，即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立法权与司法权)而达到保障人权之目的。可见，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规定并非建立在对罪刑法定含义的正确理解之上，罪刑法定在立法上应采取消极罪刑法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也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之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