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及改革构想思维导图

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该以社会为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繁，发生的纠纷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复杂程度上都非昔日可比。这些变化都使得在小型而简单的纠纷前游刃有余的法院调解在如今复杂的纠纷前显得力不从心。在涉及数额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经济纠纷中，要在双方间进行调解变得十分困难。由于城市人员流动性大，陌生人社会已经逐步形成，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强化，以维护人们之间和谐为宗旨的调解在不少情形下让位于“为权利而斗争”。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但是事实上，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一是可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二是调解书无须严谨的判决理由，制作难度小;三是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这就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法官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则审视调解方案，“包办”处理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纷争，审判权极易被滥用。

目前，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结构上的缺憾：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判决与调解一刚一柔，在程序设计上互相对立，因此在制定法律时将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解纷机制规定于同一诉讼程序中，必然造成任意性与规范性的冲突，给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调解者非法调解提供宽松的空间，并误导法官和民众，使人们相信调解与判决并立为民事审判的方式，其结果自然是舍本逐末，使调解功能不断扩张，并代替判决成为我国民事审判的主要方式。

调解制度的重要价值是自愿，该原则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否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决定。第二，调解过程的进行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即使发动了调解程序，是否要求进行到底，也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双方，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法官应自动终止调解。第三，调解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调解协议完全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现，法官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近年来，针对我国法院调解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关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有许多见仁见智的改革方案提出，其中有代表性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这种观点完全否认法院调解继续存在的价值，主张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完全取消法院调解。其理由是：首先，法院调解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社会正义，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结果，背离了诉讼的公正本质和诉讼结果的正义要求。其次，调解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化社会已不相适应。再次，法院调解不符合民事审判的本质和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价值，会导致法官的强制调解和“重调轻判”等负面效应。

据此，一些学者提出取消法院调解、以诉讼上和解制度取而代之的方案。其中一种意见是在完全否定法院调解的价值和功能的角度上，把诉讼上和解作为与法院调解完全异质的诉讼制度进行建构的。他们认为，法院调解是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独有的制度和原则，而和解才是世界通行的判决以外的结案方式。法院调解是以法院为中心进行的，属于一种法院诉讼活动;而和解则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属于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是不应该有法官参与的。另一种意见则是在肯定法院调解与诉讼上和解本质上和功能上的一致的基础上，主张从当事人中心的角度以诉讼上和解的概念和制度替代法院调解。

上述观点是建立在否定法院调解合理性的前提下的。对法官调解的否定，根源于司法消极主义原理，但从当代西方国家民事诉讼和司法的发展趋势看，法官积极地促成和解，即调解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已被审判吸收为一种补偏救弊的有效手段，受当事人处分权制约的法院职权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相比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只要双方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是发生在诉讼程序之中，法院一定的职权介入就是必要的。民主的诉讼程序并不排斥国家的审判权，而且要有充分的权力，否则就不能叫诉讼。

这种观点在承认调解价值的前提下,主张将调解与审判程序分离，在诉讼程序中确立调解的独立地位。其理由是：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体法实施的程序制度，审判是其核心内容，任何削弱或替代审判因素的存在都有碍于发挥这一制度的最大效用。为了避免造成调解与审判的对立，消除实践中存在的调解代替审判的现象，应在法院内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使调解与审判分离，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同时完善诉讼上和解制度。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应将调解程序前置，实行先调后审，案件调解不成进入审判程序后不能再行调解。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借鉴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将庭前调解作为我国法院调解模式改革的方向。

当代西方国家的法院调解(或诉讼和解)尽管存在不同模式或样式，但并不必然强调审判法官不得调解。所谓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的职能是相对的，受当事人处分权制约的调解仍应被视为法官职权的一部分。审判法官可以、甚至有义务进行调解或称之为试行和解。德国和日本的法院调解发生在诉讼的全过程，开庭审理之前和庭审过程中法院都可以调解，主持庭审的法官就是主持调解的法官。

与上述观点相左，还有许多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人士积极肯定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解的价值和意义，主张继续加强调解工作，同时应考虑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调解制度，更好地与其他程序衔接起来。他们主张，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完善和改进，恢复其本来的机能，而不是淡化和取消。因为，它同市场经济衍生出来的权利神圣观念和原则不相冲突。

“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寻求公力救济的愿望更为迫切，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的效率观念也趋使他们寻求更为经济、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7]。当今世界各国的法院面临着审判资源的严重紧缺，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的考虑已成为当事人以及法院的焦点。现代法院调解制度正是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一种解纷机制，他符合我国的传统民族社会心理，对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因现有调解制度的诸多弊端而“因噎废食”，而应总结经验教训，考虑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基础，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法院的调解制度

为此，笔者拟提出下几点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构想：

我国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但是没有规定哪些案件不能运用调解，而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案件千差万别，有些案件的性质决定其不应当进行调解。同时，《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案件必须经过调解，笔者认为，必须经过调解的案件范围太过于狭窄。因此，有必要明确法院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三)加强审前调解，强调法官的调解义务

(四)确立正确的原则，以便更好地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