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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文学传统转型，民间文化形态等内容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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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文学演变文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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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第1章　绪　论

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

（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传统与抗战所提出的文化要求之间的关系。

“五四”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特征

不断抗争来自国家权力所支撑的主流意识形态；

对长期蒙受封建意识侵蚀的民间大众采取启蒙教育和精神批判的态度。

民族解放战争下知识分子的处境

关注历史地表现其文化内涵和审美要求的民间文化形态；

原来单一的知识分子启蒙文化取向分成了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

（二）胡风和毛泽东对革命文学运动的认识

内涵

（1）胡风：“新文学”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创作实践、从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以及以大众化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

（2）毛泽东：“五四”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革命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的关系

（1）胡风的观点：以大众化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是进展而不是否定了“五四”的传统。不是“否定”，指迄今为止的大众化运动依然是仍然没有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任务中突变出去； “进展”，指“五四”新文学由“市民阶级”把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它的继承者；

（2）毛泽东的观点：“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胡风与毛泽东观点的不同

（1）胡风：强调了文学运动必须带了“新文艺底传统”走进“战争所显示的生活密林”，如果没有了这个传统，“文艺运动对战争的服务就弄到手无寸铁”。

（2）毛泽东：强调的是如何把文学运动改造成文化军队的现实需要；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发展概况

（一）第一阶段：1949～1978年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1）时间：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2）特点：

①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 “会师”，“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

②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这次大会被一般的文学史著作称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战争文化心理

（1）内容

①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②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⑤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的拒斥。

（2）表现

①在文学外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积极性，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文艺。

②在文学内部，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3）作家创作的复杂性

①当时大多数的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积极投合战争文化心理，自觉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

②同时，“五四”新文学传统仍影响着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这体现为“启蒙”的责任和“文人”的意识两大方面。

③作家们对中国民间文化形态的表现相当娴熟，通过“民间隐形结构”，在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同时，曲折地反映社会真实。

对战争文化心理的调整与抗争

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规范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要求并不协调，为此，国家决策者和作者均作出了努力。

（1）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以调整和平时期的文化建设。此后，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高级官员针对文艺工作发表过一系列讲话。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未产生太大的积极效果。

（2）“文革”前后，被剥夺写作权力的知识分子仍通过“潜在创作”表达内心的理想和感情，保持了连贯的知识分子精神，如穆旦的诗歌、丰子恺的散文、傅雷的家书等。

（二）第二阶段：1978年～1989年

新文化规范的形成

（1）文化政策的调整

①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战争文化规范，以及思想解放路线的提出，文艺创作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肯定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②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取代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

③1984年，胡启立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真正地贯彻。

总而言之，一个比较健全的文学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以和平经济建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规范也正在初露萌芽状态。

（2）“五四”传统的复归

“五四”传统，是复活“五四”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重建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其中，“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在“五四”精神里并不是有机合一的整体，而是体现了知识分子从古代士大夫阶级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两种价值取向。

①“启蒙责任”反映了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启蒙的道路来唤起民众和教育民众，用民众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步，鲁迅正是启蒙文化的最伟大的代表。这一时期，老作家巴金的《随想录》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发展和捍卫这一传统。

②“文人意识”体现为确定作家的专业价值标准，重视和探求文学艺术的本体规律特征。这一时期，老作家孙犁的读书随笔、汪曾祺的小说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风格，对当代作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五四”传统是不断发展的，它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最强大的精神武器。

（3）战争文化形态的心理遗留

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惯性依然存在，这主要体现在：

①对“文革”后文学发展的整体成就作出消极的估价；

②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依然保留“小资产阶级”的偏见；

③对西方文化思想依然采取恐惧和拒绝的态度；

④依然希望通过“搞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文艺思想的问题。

（4）总特点

80年代的文学历史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特点：

①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正在经历文化蜕变和自我斗争；

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探索和创新十分活跃，生机勃勃。

两代作家的创作

（1）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

这一代作家中的大部分人曾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并在社会底层渡过了苦难的岁月，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

（2）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这一代作家在青少年时代过早地经受了被虚伪的理想主义所欺骗和愚弄的惨痛体验，并受到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因此其创作往往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

（3）文学理论界的探讨

文学理论重视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关注，这体现在关于“文学主体性”、“小说形式探索”、“现代主义技巧”等问题的讨论上，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大大地开拓了表现现代人感情意识的艺术空间，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

（三）第三阶段：90年代

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阶段的特征尚不完备，许多重要成果还不可能充分显示出来，但它具有许多前瞻性的特征，预示了未来有更大程度的发展可能性。

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

（1）商品经济意识向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渗透；

（2）知识分子面临严峻考验，他们难以维系以启蒙主义和精英意识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的精英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浮躁和价值虚妄的缺陷。

基本文化特征

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

（1）时代“无名”的状态

“共名”状态，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等。作家在这种文化状态下创作，虽然其作品容易被接受，但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

与“共名”对立的概念是“无名”。“无名”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指一个时代并存着多种主题，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无名”的文化状态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 90年代的文学的“无名”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

②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

③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

（2）碎片化的表达

90年代的文学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们写作的立场千差万别：

①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

②认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

③从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

④表现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形色各异的私人生活。

作家个人创作风格的成熟

由于处在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作家逐渐成熟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相继诞生，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是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

第2章　迎接新的时代到来

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转型

（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会议内容

1949年7月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高度评价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分离在解放区和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

周扬和茅盾在大会上分别作了总结两个地区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

①周扬宣布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②茅盾在报告中总结了斗争经验，并检讨了前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批评了抗战时期捍卫“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面旗帜胡风和团结在胡风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

会议特点

两个地区、两种传统在未来文艺发展道路上所处的主次、重轻关系摆得非常明确。

会议意义

（1）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由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同时也在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

（2）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意味着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已经建立。

（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内部的思想斗争

1954年，毛泽东发起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掀起了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1955年，毛泽东发起了对文学理论家胡风及其“集团”的镇压。

（三）“五四”新文学传统与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方面，“五四”的传统仍然断断续续地发挥着影响。

“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作家分类

（1）第一类作家主要来自左翼文学阵营和长期配合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进步民主人士，胡风就是这一类作家的代表；

（2）第二类作家是一批数量众多的游离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文学生涯中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状，对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但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老舍、巴金是这一类作家的代表；

（3）第三类作家是指那些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地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有过并不愉快的回忆，或者虽然没有冲突，但出于阶级或社会关系的隔阂，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是格格不入的，沈从文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家的代表。

作家面对的文化困境

“五四”新文学传统给予作家的表达形式——从思想、感情到审美语言，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和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求下完全失去了呼应时代的能力。

文学创作的困境

（1）除极个别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如历史题材）创作出较好的作品外，绝大部分前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优势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们的抒情变得空洞无力，写实变成图解时事，在创作方面不仅数量下降，而且艺术质量上也失去了魅力；

（2）真正体现出“五四”精神成果的，是许多在当时不能发表、也没想到要发表的潜在写作，如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等。

二、胜利者的政治抒情：《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了》是胡风于1949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它是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其中反映出的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歌颂、对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等创作特点具有典型意义。

（一）创作背景

50年代初期是一个旧的文化规范不适应新的形势、新的文化规范正在酝酿的新旧交替时期；

这一时期，思想理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一时的风气，文学创作反而相对寂静，这与时代表面所呈现的轰轰烈烈状况成了不协调的对照。

（二）颂歌的创作主题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政治抒情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歌颂上，有些诗人（如艾青、徐迟等）也初步尝试了歌颂题材的创作；

50年代以后，为满足表现“新的人民时代”的题材与主题的要求，“颂歌”便进一步发展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范式。

在内容上，主要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

（1）对于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群众的歌颂；

（2）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

（三）《时间开始了》的典型意义

内容结构

这部作品有五个乐章组成：

第一部《欢乐颂》，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为缘起，极力夸张和渲染会场的热烈气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第二部《光荣颂》，具体描写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历史以及她们在时代感召下奋起反抗的几个光荣典型；

第三部《青春曲》里，诗人将主观抒情转换成一组感性的形象，对小草、晨光、雪花、土地、阳光等新生事物的青春充满了真纯的感激。这是一组形象优美感人的抒情小诗，可惜诗人当时并未全部完成；

第四部《安魂曲》，由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写起，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与诗人相知的几个先烈的英魂进行灵魂的对话，非常深情、真挚地写出了先烈们的生活剪影与灵魂真实；

最后一章为《又一个欢乐颂》，回到了开国大典的欢庆场面。

创作特色

（1）全诗有三千多行，以欢乐起，以欢乐终，其中贯穿了政协会议、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三个历史时间，也贯穿了诗人个人寻求革命追求理想的生活道路；

（2）全诗在构思上精心设计了宏大的政治抒情体诗、凝重的叙事体诗和轻快的抒情体小诗相交替的诗体结构，使之波澜壮阔，大开大阖，充分传递出那个欢乐时代的精神之魂；

（3）全诗用相当个人化的语言叙述了诗人与几个先烈之间肝胆相照的动人故事。所谓“个人化的语言”指的是诗中抒情主体既是十分具体的诗人自传形象，又融合了某种庞大的共同性的时代声音，后者是通过前者的真实而不是概念化的感受来表达的。

作品评价

（1）正面评价

这部长诗包容了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许多必要因素，特别是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其独创程度是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后来者难以企及的；

（2）负面评价

①“颂歌”体的政治抒情诗具有的缺点，诸如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颂歌”体的程式化；

②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等等，在这部作品中都有比较充分的暴露；

③其巨无霸式的结构所造成的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也是这部长诗所特有的缺点。

三、寻找时代的切合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在写歌颂性的作品时态度比较谨慎，很少将抒情主体扩大为“时代声音”，而是通过发扬主体的积极因素来寻找与时代的切合点。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创作背景

50年代以后，巴金作为一位有声望的进步作家虽然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他原来的政治理想变得不合时宜，他也主动放弃对信仰的宣传，保持热情的文风，抒写对新的政权和新的时代的歌颂；

巴金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有官方安排的各种出国访问（包括到朝鲜战场去“体验生活”），然后写出各种游记、随感和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虽然写得不少，但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动机下很难发挥他的创作优势，他所擅长的抒情艺术也显得琐碎而空洞。

（二）创作特色

用纯客观的叙事方式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参观集中营，从进入到结束，让历史事实在每个人的眼中和心中流淌；

套用参观记的叙事结构，将许多材料与集中营所展览的内容浑然一体地糅合在一起，达到了完整、丰富、有机的统一；

刻画了一个冷静、坚强的波兰人阿来克斯的形象；

人道主义是其内容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写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恶时，将自身的人道主义的痛苦与50年代初中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立场有机地吻合起来。

四、潜在写作的开端：《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是沈从文最后的创作生涯里留下的文字材料之一，是一篇奇异的手记式的散文。

（一）创作特色

虽然这篇手记仅仅是作者在病中的“呓语狂言”，但它富有象征意味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状态；

虽然这是一篇随意性极强的手记，其文体却鲜明地烙上沈从文向有的文字特点：文字松弛、内涵丰富、语言有节奏感。

（二）文学史意义

当代文学史上一直若隐若现地流淌着一股创作潜流，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知识分子通过不公开发表的私人性文字以及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在今天看来更具有文学史的价值。沈从文的这篇手记，是这股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

第3章　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

一、民间文化形态与农村题材创作

（一）解放区文学的特征

以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是代文学构成的主要资源。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文学与特殊的战争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并严格服从战争时期为革命全局服务的写作动机，这就要求写作者尽可能地克服个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观情绪，把战争的主体力量（人民大众）作为描写对象、歌颂对象和宣传教育对象；

由于战争是以争取胜利为目的的，各种文学宣传材料都必然要以歌颂性、乐观性和前瞻性为主要基调，以起鼓舞士气的作用，因此排除了带有悲剧色彩或悲观颓废倾向的文艺；

由于战争的主体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农民，文学的表现手法应该多吸取民间文艺的要素和样式，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达到文学的宣传功能，实现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审美要求；

由于需要从战争实践中直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干部，作家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了有利于工农兵文艺创作的变化。

（二）解放区作家的构成及经历

“从文学到革命”；

这一类作家是带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化背景参加战争实践，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过思想批判和自我斗争，他们中有的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性”而成为战争文化规范下的文艺干部，也有的因为自我斗争得不彻底而受到批判或者陆续转化为政治运动的对象。

（1）这部分作家主要来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抗战以后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实际工作，如周扬、丁玲、周立波、萧军、艾青、田间、欧阳山、草明等；

（2）有个别作家来自纯艺术的文学圈子，如何其芳。

“从革命到文学”

指在抗日战争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如赵树理、柳青、孙犁、马烽、李季、梁斌、杜鹏程、吴强、贺敬之、郭小川等等。

他们中有的是学生出身，也有的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在生活实践中多少受到传统民间文艺的熏陶，与来自民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

（三）当代文学对解放区文学传统的继承

继续发扬战争时代的文学特征，自觉地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创作实践中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精神联系，将艺术追求融入民间文化形态，流露出民间的真实声音。

这种特点最明显的是表现在那一时期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学创作方面，这是5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四）民间文化形态及其在乡土题材创作中的体现

乡土题材的历史延续性

（1）“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是最为丰富和发达的，它集中汇集了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和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这两大创作流派；

（2）40年代崛起的战争文化规范几乎中断了“五四”以来各种题材的创作，唯独对农村乡土题材创作有所继承；

（3）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塑造的比较成功的农民形象虽然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印记，但精神上仍然摆脱不了闰土、阿Q、老通宝、翠翠等优秀典型的历史胎记。

“民间文化形态”的含义

（1）“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

（2）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特有的审美功能。

二、民间艺术空间的探索：《山乡巨变》

（一）创作背景

1953年农村开始了合作化运动，这对于一些熟悉农村生活、与农民感情上血肉相连的作家来说，是一场严峻的灵魂搏斗。

在政治上，他们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并希望通过歌颂农村的新生事物来推动这场革命的顺利进行；

在生活中，越深入地体验、观察、把握农民经受社会巨变的考验时的思想感情，他们越渴望表达出农民沉浸其中的痛苦的精神斗争，但同时还要顾及到时代共鸣的要求。

（二）创作特色

小说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

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的一致性，但缺乏了思想的“深刻性”和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性”；

小说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1）摆脱“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模式，塑造贴近生活、接近农民、平凡自然、具有民间色彩的小人物；

（2）塑造“中间人物”，不一味批判，从民间角度给予善良的同情和理解，通过他们或深或浅地传达出民间真实的声音；

（3）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的艺术画面。

三、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锻炼锻炼》

（一）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自觉的民间立场

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他把民间传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自愿当个“文摊文学家”，这与他来自山西民间社会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有密切关系。

创作观念

将民间文化直接与实际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不仅仅利用通俗方法将国家意志普及远行，也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

创作对象

（1）把文学对象具体规定为“农村中识字人”（大约不会超过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和“不识字人”，这里所说的农民不是概念形态的农民，也不是艺术形态的农民，而是实实在在的山西农村日常生活当中的活人的具体感情，没有一点儿的虚伪；

（2）他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创作的重要作品，虽然也表现出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但其中具有浓郁的民间本色。

艺术追求

（1）小说的矛盾冲突大都围绕一批农村旧势力和新政权结合的坏人而展开，相当尖锐地揭示了抗日根据地的农村的新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愿望；

（2）艺术表现手法上采用传统的民间文艺手法，但表现的内容和艺术趣味新颖，没有迁就大众口味的庸俗，同时又十分注意读者的欣赏口味；

（3）小说叙事不刻意使用方言土语以壮声色，而是运用朴素干净的口语来叙述故事，不刻意突出人物的性格语言，常常把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混合，表现出内在的朴素和谐；

（4）不用现代小说刻画人物的所谓典型化原则（即把人物放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展示其阶级的内涵），不围绕一两个英雄人物转，而采用一种细节的现实主义，长卷似的平铺展示群体的农民故事，逼真地写出日常生活细节的过程。

（二）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创作意义及悲剧性命运

由于赵树理自觉而本色地代表了农民的立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下，为了有别于知识分子视角下的新文学叙事立场，他的创作受到了高度的推崇，一度被誉为“赵树理方向”。

但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国家意志构成了新的时代共名，对农民也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农民的本来立场及其文化形态并不总是与时代共名相一致的。这时候，本色的赵树理不得不陷入创作困境。

6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的理论愈演愈烈，赵树理再也不能写出真实反映农民心声的作品，他用琐碎的笔调写了几篇歌颂劳动者的报告文学后，停止了小说创作。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残酷地迫害。

（三）《锻炼锻炼》的意义

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了一切当时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消极怠工、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艺术的真实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

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分明是与描写农村“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连这点维护农民的立场都不能直接地表达出来。

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冲破了作家的历史局限，在当时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四、民间艺术的隐形结构：《李双双》（李准）

（一）《李双双》的艺术魅力

该作品在艺术创作的另一个层面上展开了想象力，即对人性所应该拥有的美好品质与劳动生活中应该具有的精神面貌作了生动的描述。

《李双双》所歌颂的大公无私、敢想敢为、关心集体、敢于批评农村基层干部的自私自利行为等品质，是沟通各个时代的美好的心灵追求；

《李双双》的创作风格体现了那个时代所鼓励的浪漫主义精神，它歌颂的是普通老百姓中间的美好人性，提倡的是敢于与社会上的自私行为，特别是干部的自私自利作斗争，这就是这部影片在今天还能使我们感动的艺术力量；

李双双的性格及其冲突是通过民间传统艺术中的“二人”对戏的模式表现出来的，即一个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纯洁乐观的旦角和一个自私胆小、好心善良、趣味横生的丑角展开性格冲突的轻喜剧。

（二）艺术的隐形结构

艺术的隐形结构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许多作品的显形结构都宣扬了国家意志，但同时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大量运用民间形式，通过民间形式的语言和文本，将作品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这种艺术结构上的民间性，称做艺术的隐形结构。

（三）《李双双》的隐形结构

《李双双》的隐形结构是来自民间表演艺术中的“二人”模式，这在民间地方艺术中是很普遍的形式；

《李双双》的人物性格的喜剧性也来自民间，充分表现出“旦起高，丑走矮”的民间喜剧特点。

（四）《李双双》的文学史意义

对照小说《李双双小传》，电影《李双双》，虽然是同一个作家所创作，也同样的带有歌颂农村“大跃进”中新人新事的主观意图，但却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不再是一部没有生命力的应时的宣传读物，成为艺术生命长远的一部优秀喜剧片；

民间的艺术模式不仅仅是抽象的没有生命的“形式”，更反映了劳动人民渴望追求自由的美学精神的凝聚，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作用不可轻视。

第4章　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

一、战争文化规范与小说创作

（一）创作背景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几十年的战争才建立起来的，新生的政权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要求作家们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点来反映中国现代战争史，并通过艺术形象向读者宣传、普及有关新政权从形成到建立的历史知识。

（二）战争题材的繁荣

作家群体

战争小说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解放区，主要是军队里的随军记者和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有个别作家直接担任过军队的指挥工作。

主要作品

（1）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一系列表现华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作品率先拉开了战争小说的序幕；

（2）抗战中敌后斗争的传奇性故事，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等在当时风行一时；

（3）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涌现，如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肖平的《三月雪》、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

（4）60年代，萧玉的《高梁红了》（三部）、柯岗的《逐鹿中原》等一批描写重要战役的长篇小说相继问世，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

（三）战争小说美学观念的表现

作家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和视角去描写战争；

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即整个世界被看作是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体。这种思维习惯支配了文学创作，形成了两大语言系统：“我军”系统和“敌军”系统；

由于战争是以辉煌胜利宣告结束的，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被作为固定的审美模式，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

（四）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审美模式

以《保卫延安》为代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反映了这种文艺实践所达到的一个较高的水平。

（1）这部小说第一次在较大规模上全景式地描写了整个战役的全过程；

（2）作家从英雄主义的审美原则出发，塑造了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形象，通过战争的惨烈、环境的残酷、生死的考验，用力刻画出英雄人物摧枯拉朽、九死一生的传奇色彩。

对这一模式的突破和探索

（1）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在“友情”和“爱情”两个层面上探讨了个人幸福与战争的关系、部队纪律与个人情感的关系；

（2）在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利用方面，许多作家自觉从民间文化中吸收其粗野、活泼、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用以打破战争文化规范下过于刻板的审美模式；

（3）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政委一草莽英雄”的模式，反映了现代战争小说的特殊形式。

二、战争小说的巨构性探索：《红日》（吴强）

（一）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

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

作家通过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既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山东战场上力量的强弱对比，与解放军的最终胜利形成强烈对比，以说明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为进一步刻画国共双方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

作品以莱芜大捷的胜利作为过渡，最后以集中描写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达到高潮，三次战役虽有主有次，却浑然一体，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形象地完成了对时代共名的印证和阐述。

（二）《红日》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贡献

在应和时代共名的同时，小说在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和探索性。

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

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中存在的局限。

小说在战争与和平场景的相互对照、转换的描写中，既在叙述上体现了适度的节奏感，又在战争观念上隐含了对时代共名的某些偏离。

三、战争小说的传奇性：《林海雪原》（曲波）

（一）创作特色

以塑造出一批流传广泛的英雄人物形象为成功标志；

以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来构造布局；

以宣扬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创作基调的；

在浪漫传奇的审美趣味上统一了战争小说的一般艺术特点，使原来比较刻板、僵硬的创作模式融化在民间的趣味下。

（二）结构模式

“五虎将”的结构模式，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

“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并在传奇的意义上更加夸张了所谓“好人特别的好，坏人特别的坏”的模式；

以现实生活中的同名英雄为原型，暴露了土匪极其残忍的本性和描写了解放军战士的英勇牺牲精神，在描写主要英雄人物时始终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调。

四、战争小说与人性美：《百合花》（茹志鹃）

（一）创作背景

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

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战争硝烟中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作者的写作动机就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

（二）《百合花》的文学意义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歌颂战争年代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鹃一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女性视角，以“我”这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穿针引线，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圣洁感情；

善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是这篇小说常为人称道的艺术特色。

第5章　重建现代历史的叙事

一、确立现代历史叙事模式

（一）现代历史题材创作

概述

现代历史题材创作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它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的叙事文学作品。现代历史题材包括现代战争小说和一般现代历史题材，其创作主流是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创作概况

（1）突出的艺术体裁——长篇小说

代表作有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艾明之的《火种》、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等。

（2）其他文艺体裁

①叙事诗有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一个和八个》、闻捷的《复仇的火焰》；

②话剧有于伶的《七月流火》；

③电影有于伶等编剧的《聂耳》、夏衍编剧的《革命家庭》等；

④歌剧有《洪湖赤卫队》、在吸取民歌乐曲的基础上创作的现代歌曲《江姐》；

⑤除剧本以外，歌词创作也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创作发达的原因

（1）与当时普遍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大多数作家都自觉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使文学作品体现强烈的政治目的；

（2）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者有着较丰富的生活经验，虽然这些生活经验经过了时代共名的过滤，但其中描写的具体生活场景和历史场面仍然具有独立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

（3）现代历史题材创作在新文学史上有比较多的经验积累。现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于“五四”新文学的实践中确立，这对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产生了影响。

（二）现代历史叙事模式及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子夜》模式，是一种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并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带有鲜明的中共党史的叙事立场的叙事模式。

这种自觉的党史立场和通过阶级分析来塑造人物典型的创作方法，对五六十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死水微澜》模式，是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的叙事模式，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意识。

这种透过民间生活场景来展示历史的叙事模式，对当代文学创作中描写局部的民间生活场景起到重要的作用。

《财主的儿女们》模式，则是一种以个人心理历程反映时代发展为特征的叙事模式。

这种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自传色彩的叙事模式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三种历史叙事模式交杂混合

以梁斌于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为代表。

小说通过描写四场斗争“大闹柳树林”、“脯红鸟事件”、“反割头税运动”、“保定二师学潮”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阶级矛盾，歌颂了共产党的伟大，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明显套用了《子夜》模式的典型叙事模式；

在写农民斗争的同时刻画了运涛、江涛的知识分子形象，描写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套用了《财主的儿女们》的叙事模式；

小说还采用了《死水微澜》的叙事模式，通过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风俗文化、农民形象，展现一幅幅乡间人情风土画卷。

二、家族和历史的命运组合：《三家巷》（欧阳山）

（一）主要内容

主要描写“一个叫周炳的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这部作品以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个人的成长道路、家族的兴衰沉浮和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通过与广州直接有关的“省港大罢工”（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

（二）叙事特色

《三家巷》的叙事是从《子夜》模式发展而来，书中每个人物都是某种阶级的典型；

表现历史切入点和表现方法比较独特，不正面描写运动和斗争，而是通过人物的心理历程来反映革命运动，别出心裁地塑造了一个远离斗争漩涡、并不具备革命者成长要素的“典型环境”——三家巷，作为当时广州社会甚至20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

精心编织出一个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为主的人物关系网，通过周、陈、何三家以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表现革命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并通过革命运动的深化使各种阶级力量的分化，打破了阶级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维定式。

（三）人物分析

周炳

《三家巷》的主人公，五六十年代文学人物长廊里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把他定性为“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

（1）打铁出身，他不仅出身于世代打铁的家庭里，而且自己也打过铁，与一些城市手工业劳动者结成下了真诚的友谊，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中将逐渐磨练成坚强战士的阶级基础；

（2）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却从小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也注定了他在参加严酷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必将接受严峻、甚至痛苦的考验；

（3）作家笔下的周炳，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具有“现代贾宝玉”式的独特个性。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又经受不了革命失败的打击，具有憨直、软弱、幼稚、温情不切实际、富于幻想等性格弱点，人物性格发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区桃和陈文婷

这是与周炳性格构成直接有关的是两个女性。在作品众多的女性形象中，作家对区桃的用心最深，对陈文婷的着墨最多。

（1）作家用心良苦塑造出的一个精致的南国美女形象。在区桃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中国女性的审美理想，既美仑美奂、多才多艺，又性格温柔、纯洁善良；既甘于贫寒，又勇于革命。

（2）陈文婷是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她幼稚、热情、任性，其“娇”、“骄”二气，被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旧时代的民间生活浮世绘：《茶馆》

（一）主要内容

老舍的《茶馆》在与时代“共名”契合的同时，充分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副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

（二）艺术特色

独具匠心的三幕剧形式。分别选取“戊戌变法”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三个社会生活场景来展现北平风俗的变迁和社会面貌；

精心塑造了三个时代旧北平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人像展览式的“浮世绘”；

在结构上，采取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

四、知识分子的心灵搏斗掠影：《红豆》（宗璞）

（一）《红豆》的文学意义

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作家在描写自身经验时有所顾忌，不敢如实地开掘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宗璞的《红豆》以较小的篇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矛盾，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二）主要内容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

（三）艺术特色

在人物塑造上，摆脱了公式化的影响和概念化的俗套，大胆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内心变化；

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

倒叙手法的巧妙运用；

温馨浪漫的情调、浓郁含蓄的人情味、温情脉脉的“感伤美”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