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古代文论》第一章　先秦时代的文学观念思维导图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期。由于文学本身尚未成为“自觉的”精神生产，故而文论也还很不成熟。总体言之，在先秦时期值得关注的文论观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孔子之前的早期文论观。

二、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

三、道家文化本身的诗意性。

中国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礼记·乐记》中曾对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况作了一个理论性的总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即‘器’）从之。”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先秦时代对文艺本质的一个基本认识，这就是“诗言志”。“诗言志”这种观念最早是体现在《诗经》的作者关于做诗目的的叙述中的，但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因为《尚书·尧典》晚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赵文子所说指“赋诗言志”，但它和做诗言志是可以相通的。到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

“志”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志”即是“心”；“心”借助语言来体现，即为“志”。“志”也有“情”的因素，因为“情”亦是蕴藏于心的。所以，“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但是，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理解是比较狭隘的，所谓“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所谓“赋诗言志”，乃是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政教怀抱。因此所谓“诗言志”是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然而，到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像《庄子》中所谓的“诗以道志”就不是孔子时代“志”的内容所能包括得了的了。“志”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重视。这在《楚辞》中有明显的表现。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也是有发展变化的。

中国古代“诗言志”说的实质，就是把文艺看作是人的心灵的表现，这与西方古代把文艺看作是对现实的摹仿和再现，是很不同的。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影子的影子”。亚里斯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明确地把艺术看作是再现现实的产物。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当时对艺术本质认识上的主要差异和各自的不同特点。

孔子对诗歌功能的确认共有四个方面：修身、言辞、交往、政治。这种对诗歌功能的兼容并举态度，是与孔子本人的文化身份直接相关的。

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对在当时普遍存在于政治、外交、甚至日常交往场合的“赋诗”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所以他强调诗的言说功能。

作为新兴的在野士人阶层的思想家，他对于自身精神价值的提升十分重视，深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道理，故而时时处处将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对于长期存在于贵族教育系统中的《诗》三百，孔子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它成为引导士人们修身的手段。而他的社会批判精神也必然使其对诗歌的“怨刺”功能予以充分的重视。

最后，作为西周文化的专家和仰慕者，孔子对《诗》三百在西周政治文化生活中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当然心向往之。而沟通君臣、父子、兄弟乃至贵族之间的关系，使人们可以和睦相处，使社会安定有序正是诗乐曾经具有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因此对于诗歌沟通、交往功能的强调对孔子来说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在“兴、观、群、怨”四项功能中，后三者最突出地表现了孔子对《诗》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强调。“观”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要他们通过诗歌来了解民情，从而在施政中有所依据，也就是要求统治者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与利益。“怨”是对人民表达意愿的权利的肯定，是鼓励人民用合法的方式对执政者提出批评。至于“群”，则更集中地体现了意识形态“中间人”的独特功能，是对于和睦、有序的人际关系的吁求。

孔子从“诗教”的观点出发，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给了极高的估价。《论语·阳货》篇记载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他的“兴观群怨”说对后来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兴”，是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而言的，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可见，孔子实际上已接触到了文学的作用，不只决定于作品本身的客观意义，也与读者有密切关系。文学的美学作用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

“观”，是就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而言的，而孔子所说的“观”比较侧重在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心态。从诗“可以观”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孔子对文艺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他要求文艺能比较具体、比较确切地反映现实的真实状况，体现了孔子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特征。

“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孔子所说的“群”，是在“仁者爱人”与“泛爱众”的基础上的群，而不是少数人以某种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小宗派之“群”。

“怨”，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怨”的主体是指对现实不良政治的批判。孔子对“怨”的肯定，也是和他提倡的“仁”相联系的。他允许百姓对“不仁”的现象直接通过诗歌来加以揭发，这正是孔子思想中的民主和进步因素的集中表现。它也是孔子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一个理论上的概括与总结，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重要传统。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作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说

二、“知言”、“养气”论

荀子之学基本上是在儒学的范围内沿着与思孟之学的相反的路子走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以“性恶”说代替“性善”说——改变价值体系建构的逻辑前提。

二、以“学”取代“思”——在修身的方式上采取不同路向。

三、以“礼”“法”并重取代“仁政”——在重建社会秩序之方式上的不同选择。

荀子的诗学观念是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紧密相关的。其总体倾向也是实用主义的，具体言之主要涉及下列几个方面的特点。

庄子对言意关系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关系极大。庄子不仅意识到一个语言知性所不能穷尽、一般语言所不能表意的畛域，即不可说、不可知的道的领域，也意识到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中也面临着不知如何言说意识中的幽深、无形之境（道境）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困境乃来自于道理的深奥或内心情感世界的微妙复杂。

庄子同时也肯定了可以言论的范围——“物”之粗，甚至认为言在很大程度也能达意（“意”指一般的意识思想，不时专指高深莫测的道），只不过提醒听者或说者得“意”时要忘“言”，这样，以便更好地领会说者或写者的意图。

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说在魏晋以后经过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进一步阐述而被引入文学理论，它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为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写作传统及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