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古代文论》 公安派与竟陵派思维导图
《古代文论》 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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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大纲
读书笔记《古代文论》 公安派与竟陵派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一、袁宏道与公安派
公安派以性灵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变
针对复古派反观传统，取法汉魏盛唐，公安派提出主“变”的文学发展观。文学发展观是其要求文学革新的理论基础。从所处的时代出发，公安派深刻揭示了文学发展变化的必然性，探讨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1、“世道既变，文亦因之”
文学发展论讨论的重点是文学与时代之关系。袁宏道
《与江进之》
文学发展具有其必然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同的时代，事态人情不同，语言不同，文学创作亦自然发生变化。古代的《周书》怎么能作为今天的告示，《毛诗》亦为当今的时调所取代。汉赋最古奥，唐赋语言明白简易，到苏轼的赋则接近于平易的古文了。他从对古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实例的分析中，得出“事今日之事，则亦文近日之文而已矣”的结论，主张以今日之语言来表现今日之事的“今日之文”，认为文学语言没根本有必要再由简明流利回到古代的繁奥艰乱。袁宗道亦曰：
《论文（上）》
文学语言的奇奥与平易是相对而言，古代的奇字奥句，很可能与古代的接谈巷语差别不大。公安派通过对语言变化发展的研究分析，来看文学的发展变化。因而他们往往从反对沿袭古人语言的角度入手，来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模拟剽窃之风，可谓抓住了复古末流的要害。
在对待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袁宏道也讲通变。不过他的通变观与刘勰的通变观有所不同。袁宏道曰：
《雪涛阁集序》
刘勰是“通”与“变”并重，通是变的基础。而袁宏道是“通其所必变”，侧重点在变的必然性。只有革新才能有继承，没有革新就没有真正的继承。如骚、雅不同体，但骚继承了雅的“怨”的精神；古诗十九首与骚在音节体制上完全不同，但却是《骚》之精神真正的继承者。文学继承并不等于沿袭古人的语言。最主要的文学精神的继承。袁宏道论“变”的价值就体现于此。
2、“法因于弊而成于过”
时代、社会的变化发展是文学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文学发展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学内部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具体而言即“法因于弊而成于过”。对此，袁宏道论道：
《雪涛阁集序》
新旧文学的继承与扬弃是文学发展的具体途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新文学都是在克服旧文学的弊病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法因于弊”，是指新文学之法是为了纠旧文学之弊而形成的；而所谓“成于过”，则指新文学兴起后，又会暴露新的矛盾，新文学中存在的片面性需要更新的文学来矫正它，新文学便自动转化为旧文学。袁宏道深刻地揭示了文学内部矛盾运动的历史，认为历代诗风的变化正源于此。对于唐宋诗之争，他并非简单肯定唐诗或宋诗，而是客观细致地分析了其中情、理、法等因素变化之因果关系。从论变的角度，对文学史的整理建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各极其变，各穷其趣”
在论到文学与时代之关系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寄乎时序” ，又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袁宏道的文学发展观与刘勰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他们所不同的是对待古今文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袁宏道肯定今日之文，反对贵古贱今的思想：
《叙小修诗》
《与丘长孺》
复古派并非不承认文体演变的规律，如胡应麟《诗薮》。而公安派则认为 “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公安派主“变”的文学思想有力地扫荡了文坛上流行的泥古之风。由此，复古思潮渐呈低落之势。
（二）真
公安派强调真诗，提倡抒写性灵，表达真情实感。袁宏道称江进之文章“无一字不真”，“大都以审单家书之笔，发以真切不浮之意，比今之抵掌秦汉者，自然不同，所以可贵。”（《与江进之》）所谓真情发自于真人的自然之性，包括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袁宏道所论情性与传统的道德规范亦是格格不入的，其《叙竹林集》曰：所谓心，指真情实感，所谓道指传统规范。应当师法丰富的客观世界，而不迷信所谓的权威。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含义正在于此。
公安派推崇对情性大胆而直白的表达方式。《序小修诗》：
对于人们“太露”的指责，袁宏道反驳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胸中郁积的情感随境而发，尽可以怨而伤，怒而骂。《离骚》在传统诗论中一直以来都被指责有乖于温柔敦厚之旨，袁宏道对《离骚》表达方式的肯定，意味着他对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的突破。
此外，只要是发自于内心，即便是有疵处亦是值得肯定的，即便是俗语亦无伤大雅。袁宏道还特别推崇古代“情真语直”的风诗：
《叙小修诗》《陶孝若枕中呓引》
在对国风以至当时的民歌的精神风貌的描述中，袁宏道表达了对自由抒发真情实感的创作精神的推崇。在这一点上，他与李梦阳“真诗乃在民间”的观点构成前后呼应之势。
（三）“趣”
提倡性灵，要求作家有自己的个性，自然要求文学作品要表现出独特的审美趣味。
1、自然之趣
袁宏道提倡自然之趣，亦包含有时代精神在内，
《叙陈正甫会心集》
在袁宏道看来，一般的兴趣爱好只是趣之皮毛，最上乘的“趣”是天真无瑕的童子之趣，即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老子所谓的婴儿般的纯真；它“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一个人官渐大，闻见知识愈多，入理愈深，离真正的趣就愈远。袁宏道提倡自然之趣，显然是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具有反理学、反传统的现实意义。
2、新奇之趣
这首先表现在对奇人的欣赏及对那些欺人欺己的假道学的厌恶。所谓奇人，乃不受任何束缚的“自适之极”之人：（袁宏道《与徐汉明》）。而“奇”文，亦非人为造作之奇，而是诗法自然，独抒性灵之作，他在《答李元善》中论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字法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可见，袁宏道提倡“新奇”与其张扬“性灵”是互为补充的。
总体评价：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主张，有力地扫荡了文坛的泥古风气。但是过分强调“不拘格套”，因而否定含蓄蕴藉传统诗学；在文学发展观上，只讲变，不讲通，对传统一概否定，袁宏道甚至由此对八股文大加赞赏，这些都表明公安派文学理论存在其片面性。而在创作上，公安派的诗歌从整体看，偏于俚俗，过于直白；小品文则多流露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而缺少对时代、社会真正的关注。
袁中道对此进行了修正，既要向汉魏盛唐学习，又要避免“浮泛之病”；既要学其兄“发抒性灵”，又要“力塞后来俚易趋习”；还要注重法度。这些言论对公安派的理论的片面性起到了救弊补偏的作用，但公安派亦随着异端思想的逝去而解体了。
二、 竟陵派
公安派之后，文坛上影响较大的诗文流派是竟陵派，其具体的文学主张。
（一）深幽孤峭
竟陵派所界定的真诗、提倡的性灵，其宗旨为深幽孤峭。
钟惺《诗归序》 谭元春《诗归序》
竟陵派“取异于途径”，走上一条既不同于公安派的率性俚俗又不同于复古派取法于汉魏盛唐的格调高古的道路。他们醉心于中晚唐的诗境，最终亦陷入偏狭之境。正像钱谦益所批评的：（《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钱谦益的批评虽言辞过于尖刻，但还是集中竟陵派的要害。
（二）厚出于灵
竟陵派的文学理论亦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厚”的审美境界。而厚出于灵，钟惺《与高孩之观察还》一文说明了灵与厚的关系，
灵是创作的必要条件，厚则是创作要达到的审美境界，灵是达厚的先决条件，人的学问修养是以有生命有灵性为基础的“厚出于灵”。而达“厚“的途径就是“读书养气”。钟惺还云：“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无痕之原也”（《与谭友夏》）。学问修养深厚的文学作品令人回味无穷，一味以新奇夺人眼目的文学作品就不可能让人有很深的感触。把“厚”做为重要的审美标准，强调学养的重要性，显然是对公安派的理论的修正。钟惺《东坡文选序》云：
钟惺认为苏轼的文章不是仅用“趣”就能概括的，不能只看到苏轼文章富于生趣的一面，还更应当注意到苏轼文章表现出来的深厚的学术渊源、充实的思想与超凡脱俗的胆识气概。这与钟惺重厚的审美境界是一致的。
然而创作实践并非就能与理论认识保持一致。钟惺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其《与高孩之观察》。
钱钟书先生亦评竟陵派曰：“竟陵派钟谭辈自作诗，多不能成语，才情词气，盖远在公安三袁之下。友夏《岳归堂稿》以前诗，与伯敬同格，佳者庶几清秀简隽，劣者不过酸寒贫薄。《岳归堂稿》乃欲自出手眼，别开门户，由险涩以求深厚，遂至于悠晦不通矣。”（《谈艺录》）不过，竟陵派重视厚的审美境界的建构，仍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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