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古代文论》绪论思维导图

只有以此为基础，理解古代文论话语的本来含义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才是可能的。古代文论话语能否被今天的阐释者所理解，它能否进入今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话语系统，关键就要看作为其基础的那种古人对世界的理解与态度是否能与今天的阐释者沟通。

古代文论的主要范畴可以说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人生旨趣、生存智慧、人格理想的集中体现。其共同处即在于心灵的自由与超越。譬如“兴趣”、“性灵”、“神韵”这类范畴实质上是都是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张扬。这其中当然会含有某种贵族趣味，但在超越物欲、维护心灵自由这一点上是足以给今人以启迪的。我们通过对古代文论的阐释，可以发掘其中暗含的生存智慧，或许有助于我们人格的修养。

古代文论话语无疑是一套知识话语系统，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对知识系统的研究可以采取实证性方法以揭示其客观性。对意义系统则只能采取现代阐释学的方法，以达成某种“视界融合”，构成“效果历史”。“效果历史”的特点在于它不是纯粹的客观性，而是对“对话”的产物：既显示着对象原本具有的意义，又显示着对象对阐释者可能具有的当下意义。不仅要梳理知识生成演变的客观逻辑，而且要寻求意义系统的当下合法性——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就古代文论研究而言，要尊重文论话语自身的意义视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文论话语本身的范围之内，就不能不引进历史的维度。离开历史情境，阐释者就无法真正把握对象的意义视界，而所谓阐释也只能是单方面的任意言说了。离开对其他文化学术话语与文论话语的“互文性”关系的关注，就无法揭示文论话语的文化底蕴；而离开了对历史关系网络的梳理，就不可能揭示一种文论话语生成演变的真正轨迹。

研究的视点是所有研究活动的首要问题。所谓研究视点也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眼光与角度。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就是反思与超越。正是在不断的反思与超越中，西方人不断将思想与学术推向深入。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可以启发我们形成有效的研究视点。但是，仅仅从西方学术研究成果中产生的研究视点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容易导致研究者的话语与研究对象的话语之间的错位。于是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就处于两难之境了：借鉴西方学术观点、运用现代学术话语进行研究，就会导致严重误读；完全放弃现代学术话语和方法而运用古人的运思方式和话语形式去研究，即使是可能的，也是无效的，因为这种研究完全认同了研究对象，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研究的品格。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首先要做的是真正弄懂古人究竟是如何思考和表述的，与我们究竟有何差异，然后用描述的方式而不是命名的方式尽可能地呈现古人本来要表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我们的思维方式与话语形式对其进行分析与阐发。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中介，从而使古人的话语与现代话语贯通起来。

中国古人的言说只遵循主体精神（人生旨趣、社会关怀、生存智慧等）而缺乏类似“逻各斯”的言说规则。基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在言说方式上的这种独特性，我们的阐释活动就应该将还原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作为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话语的内涵。

为了达到平等“对话”的目的，首先就要重建言说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规定着什么话题是有意义的，何种话语形式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等方面，而且表现在只有它能够给出特定的、对一切言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意义生成模式。所谓意义生成模式是指在一种集体文化语境中构成主要话题的各要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

在重建文化语境之后，平等“对话”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古人提倡的体认与涵泳。我们既然也不是仅仅为了认知的目的而研究古文论，而是要通过古代文论的阐释进而与古人建立对话关系，那也就不可能完全运用分析、推理的逻辑方法，而是要借助古人的体认与涵泳方法——将古人之言说还原为活的精神状态、情感、意趣来体会、品味、咀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古人沟通，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采取这种“活的”方法来与古人对话，其研究效果就不在研究之外而就在研究本身：研究过程也就是对话过程、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过程、体会古人生存智慧的过程，因此也就是建构自己的生存智慧的过程。

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

下面我们就这三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了千百年的主流话语，其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都不是可以轻易抛弃得掉的。事实上，他们恰恰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种种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是“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西传统文论分属于不同理论体系。西方传统文论偏重于模仿、再现、写实，属于模仿论；中国传统文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属于表现论。

西方文论偏重于模仿。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摹仿说以来，西方艺术一直沿着摹仿自然的线路发展。后来提出的镜子说、再现说都是摹仿说的延伸和发展。模仿说这一基本观念始终没有变。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一切主张都带有摹仿的痕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所谓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与模仿事物表现现实的区分。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产生的典型论，可以说是更深刻的模仿论，摹仿说是西方文化的基石。

中国文论从先秦开始，以言志说为发端，就奠定了整个古代文论的基本走向。它始终沿着“表现”这一基本方向发展衍化，从言志说、缘情说、情志说、神韵说、童心说、性灵说一直延续到明清。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以情感表现为核心的。虽然它并不否认艺术对现实的再现，但文论中的各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主体情感的表现这个核心而展开的。

在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上，西方文论强调艺术在认识上的作用，重视艺术的认识模拟功能和接近宗教情绪的净化作用。艺术作为现实的模拟，它所以能给人以愉快，主要在于它能给人以认识。西方文论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因此，西方文论特别强调美与真的结合，要求艺术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再现复杂的多方面的社会生活。

中国文论虽不否认艺术对社会的认识作用，但它特别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作用，强调美与善的结合。这就使得中国文论经常把审美同人的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斥在审美之外。中国文论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

中西文化在理论形态上的显著不同是，西方文化论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中国文论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这是由中西方思维习惯不同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