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 清末及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制度（一）思维导图

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中体西用，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形式，坚持中国固有封建制度内容

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

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改变了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

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清末修律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不仅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被抛弃，而且中华法系“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特点也受到极大的冲击

清末变法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清末变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促进了部分中国人的法治观念的形成

清末变法修律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1900年以后清王朝实行“新政”

1905年清廷提出“仿行宪政”，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赴欧洲、日本等地考察各国宪政，史称“五大臣出洋”

1906年9月1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预备立宪上谕》，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立宪根本原则。随后进行官制改革

1908年8月27日公布了“预备立宪”计划——《钦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宣布从1917年始行宪政。这显然是以“预备”为借口，缓和国内外矛盾

1909年各省设立谘议局，1910年成立资政院，1911年11月匆匆发布《重大信条十九条》，但也未挽回颓局，“预备立宪”即告破产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清廷宪政编查馆编订，于1908年8月颁布。共23条，分正文“君上大权”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

第一部分14条规定了君主在立法、行政、司法、统军等各方面的绝对权力，维护皇帝尊严，保障皇权，限制议会权力等

第二部分规定了臣民的诸项义务，并加以种种限制

皇帝专权，人民无权。实质：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披上“宪法”的外衣，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君主的绝对权力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谘议局，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设立的地方咨询机关，实为各省督抚严格控制下的附属机构

资政院，中央咨询机构，是承旨办事的御用机构，与近现代社会的国家议会有根本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