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圈正义》读书笔记关于法律人的理智和多数人的情感思维导图

所谓“坏撒玛利亚人法” ( Bad Samaritan law) , 也即要求公民在他人遭遇人身严重危害的时候, 如果施以援手对自己没有损害, 就应该积极救助, 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法律不可能激进地改变社会现实, 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重建道德, 要靠各种制度的齐头并进, 法律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法律只是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 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强人所难。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像康德哲学所提倡的那样, 不计利害地遵守道德戒律

期待我们的法律能够为善行创造积极的条件, 让人们心中日渐麻木的坚冰融化, 让我们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之火。

到底民众的见解具有朴素的正确性, 还是法官的裁决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呢?

直截了当地道出个中原委的是美国大法官霍姆斯: “不知法不免责是为了维护公共政策, 因此可以牺牲个体利益。虽然有些犯罪人的确不知自己触犯法律, 但如果允许这种免责理由, 那将鼓励人们对法律的漠视, 而不是对法律的尊重和坚守。”

人们遵纪守法靠的是日积月累的道德教化, 而不是空洞的法律说教, 法律的指引功能最终要通过人类的日常行为规范来实现。

法律是道德的载体, 它永远不能忽视民众朴素的道德情感。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 如果缺乏道德的支持, 其正当性都值得怀疑。

司法真正忌惮的从来不是舆论, 而是舆论背后那种捉摸不定的权力意志。

人性中那些天然的良善和道德, 时刻面临着各种严酷的试探和特权的侵蚀, 并且事实无数次的证明, 我们的人性最终无法抵制这些致命的诱惑。

没有感性的理性是冰冷的机器, 没有理性的感性则是狂热的激情, 法律人应当平衡理性与感性。我们要尊重舆论的感性表达, 但同时我们也要超越舆论的偏见与盲目, 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正当防卫是一种个体暴力, 在法治社会, 暴力由国家垄断, 私力救济被严格限制, 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可行使有限的私力救济, 所谓“紧急状态无法律”。

法律不是冰冷的理性机器, 它要倾听、感受并尊重民众的血泪疾苦。

因此, 犯罪与否不是一个单纯的专业问题, 司法永远不能超越社会良知的约束。

唐朝魏征说的:“憎者唯见其恶, 爱者止见其善。爱憎之间, 所宜详慎。”

只有当官员, 当法律的制定者、法律的执行者受到比普通民众更多的约束, 法治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任何权力都有腐败的倾向, 衬衣中最脏的地方就是领口。

法治从来都对权力意志保持距离。西谚有云: “地狱之路搭建了人类构建天堂的砖瓦, 永远不要期待在世俗社会出现绝对的正义。”

爱因斯坦说: “终将能够毁灭人类文明的是我们内心的邪恶力量。”我心亦如荒野, 杂草丛生, 冷不丁就有许许多多邪恶的念头。

加尔文说, “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

拥有的权力越大, 破坏的能力越强, 因此权力要受到法律严格的约束。

奔向灿烂蓝图的过程中, 总有一股下坠的力量让方向出现了负斜率。

法律无法消灭邪恶, 也很难改造邪恶, 它只能有限地约束邪恶, 避免邪恶的泛滥。

在刑法中规范评价应如何定位? 它有何作用, 有何风险?

在世界范围内, 关于不同意标准大概有四种立场。

总之, 性与人的尊严息息相关, 男性应当对女性有起码的尊重, 他应当把女方看成一个有理性的主体, 而非纯粹的泄欲对象。在进行性行为之前, 男性有义务了解女性的意愿, 不是要试图读懂女人的心, 而要尊重她们说“不”的权利。

这种立法值得借鉴, 当双方存在信任关系, 一方很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对方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利用对方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不利地位, 这种“同意”下的性明显是不正当的。

在一个缺乏敬畏的时代, 人的堕落是没有底线的。

刑法中的危害行为不限于作为, 还包括不作为。作为是不当为而为之, 而不作为则是当为而不为。

前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说: “纵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动者却袖手旁观, 知情者却无动于衷, 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 于是邪恶方能伺机横行。”

相比于积极的施暴者, 那些本有责任有能力去制止罪恶之人的姑息放任在邪恶上并无本质的不同。